秋瑾女士，就是死於告密的，革命後暫時稱為“女俠”，現在是不大聽見有人提起了。革命一起，她的故鄉就到了一個都督，——等於現在之所謂督軍，——也是她的同誌：王金發。他捉住了殺害她的謀主謀主：是指當時紹興的大地主章介眉。他在作浙江巡撫增韞的幕僚時，極力慫恿掘毀西湖邊上的秋瑾墓。辛亥革命後因貪汙納賄、平毀秋墓等罪被王金發逮捕，但他用“捐獻”田產等手段獲釋。脫身後到北京任袁世凱總統府的秘書，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失敗後，他“捐獻”的田產即由袁世凱下令發還，不久他又參與朱瑞殺害王金發的陰謀。（按：秋瑾案的告密者是紹興劣紳胡道南，他在一九○八年被革命黨人處死。），調集了告密的案卷，要為她報仇。然而終於將那謀主釋放了，據說是因為已經成了民國，大家不應該再修舊怨罷。但等到二次革命失敗後，王金發卻被袁世凱的走狗槍決了，與有力的是他所釋放的殺過秋瑾的謀主。
這人現在也已“壽終正寢”了，但在那裏繼續跋扈出沒著的也還是這一流人，所以秋瑾的故鄉也還是那樣的故鄉，年複一年，絲毫沒有長進。從這一點看起來，生長在可為中國模範的名城模範的名城：指無錫。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二卷第三十七期（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發表的《閑話》中說：“無錫是中國的模範縣。”裏的楊蔭榆女士和陳西瀅先生，真是洪福齊天。
五論塌台人物不當與“落水狗”相提並論
“犯而不校”是恕道，“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是直道“犯而不校”：這是孔丘弟子曾參的話，見《論語·泰伯》。
“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摩西的話，見《舊約·申命記》：“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以手還手，以腳還腳。”。中國最多的卻是枉道：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但是，這其實是老實人自己討苦吃。
俗語說：“忠厚是無用的別名”，也許太刻薄一點罷，但仔細想來，卻也覺得並非唆人作惡之談，乃是歸納了許多苦楚的經曆之後的警句。譬如不打落水狗說，其成因大概有二：一是無力打；二是比例錯。前者且勿論；後者的大錯就又有二：一是誤將塌台人物和落水狗齊觀，二是不辨塌台人物又有好有壞，於是視同一律，結果反成為縱惡。即以現在而論，因為政局的不安定，真是此起彼伏如轉輪，壞人靠著冰山，恣行無忌，一旦失足，忽而乞憐，而曾經親見，或親受其噬齧的老實人，乃忽以“落水狗”視之，不但不打，甚至於還有哀矜之意，自以為公理已伸，俠義這時正在我這裏。殊不知它何嚐真是落水，巢窟是早已造好的了，食料是早經儲足的了，並且都在租界裏。雖然有時似乎受傷，其實並不，至多不過是假裝跛腳，聊以引起人們的惻隱之心，可以從容避匿罷了。他日複來，仍舊先咬老實人開手，“投石下井”，無所不為，尋起原因來，一部分就正因為老實人不“打落水狗”之故。所以，要是說得苛刻一點，也就是自家掘坑自家埋，怨天尤人，全是錯誤的。
六論現在還不能一味“費厄”
仁人們或者要問：那麼，我們竟不要“費厄潑賴”麼？我可以立刻回答：當然是要的，然而尚早。這就是“請君入甕”法。雖然仁人們未必肯用，但我還可以言之成理。土紳士或洋紳士們不是常常說，中國自有特別國情，外國的平等自由等等，不能適用麼？我以為這“費厄潑賴”也是其一。否則，他對你不“費厄”，你卻對他去“費厄”，結果總是自己吃虧，不但要“費厄”而不可得，並且連要不“費厄”而亦不可得。所以要“費厄”，最好是首先看清對手，倘是些不配承受“費厄”的，大可以老實不客氣；待到它也“費厄”了，然後再與它講“費厄”不遲。
這似乎很有主張二重道德之嫌，但是也出於不得已，因為倘不如此，中國將不能有較好的路。中國現在有許多二重道德，主與奴，男與女，都有不同的道德，還沒有劃一。要是對“落水狗”和“落水人”獨獨一視同仁，實在未免太偏，太早，正如紳士們之所謂自由平等並非不好，在中國卻微嫌太早一樣。所以倘有人要普遍施行“費厄潑賴”精神，我以為至少須俟所謂“落水狗”者帶有人氣之後。但現在自然也非絕不可行，就是，有如上文所說：要看清對手。而且還要有等差，即“費厄”必視對手之如何而施，無論其怎樣落水，為人也則幫之，為狗也則不管之，為壞狗也則打之。一言以蔽之：“黨同伐異”而已矣。
滿心“婆理”而滿口“公理”的紳士們的名言暫且置之不論不議之列，即使真心人所大叫的公理，在現今的中國，也還不能救助好人，甚至於反而保護壞人。因為當壞人得誌，虐待好人的時候，即使有人大叫公理，他決不聽從，叫喊僅止於叫喊，好人仍然受苦。然而偶有一時，好人或稍稍蹶起，則壞人本該落水了，可是，真心的公理論者又“勿報複”呀，“仁恕”呀，“勿以惡抗惡”呀……的大嚷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