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少功
對理論常常不能太認真。
一個現代女子找到了一個她感興趣的男人，如果對方婉言拒絕她，這個女子就可能斷言對方在壓抑自己。你怎麼活得這麼虛偽呢？你太理智了，我覺得理智是最可惡的東西，是最壓抑人性和情感的東西。人生能有幾回醉？
這個女子開導完了，出門碰到一個使她極其惡心的男人，被對方糾纏不休，她就可能說出另外一些理論：你怎麼這樣不克製自己呢？怎麼這樣缺乏理智呢？你隻能讓我惡心，我從沒有見過像你這樣無恥的人……
這個女子的理智論和反理智論兼備，隻是隨時根據具體情況各派其用，各得其所。你能說她是“理智派”還是“感情派”？同樣，如果她心愛的丈夫另有新歡，要拋棄她了，她可能要大談婚姻的神聖性；時隔不久，如果她找到了更可心的人，對方是人家的丈夫，她就可能要大談婚姻的荒謬性。你能說她是衛道士還是第三者亂黨？如此等等。
理論、觀念、概念之類，一到實際中總是為利欲所用。尤其在最虛無又最實用的現代，在我們這些凡夫俗子中間，理論通常隻是某種利欲格局的體現，標示出理論者在這個格局中的方位和行動態勢。一般來說，每一個人在這個利欲格局中都是強者又都是弱者——隻是相對於不同的方麵而言。因此每一個人都無法皆備於我，都是潛在的理論全息體，從原則上說，是可以接受任何理論的，是需要任何理論的。用這一種而不用那一種，基本上取決於利欲的牽引。但這決不妨礙對付格局中的其他方麵的時候，或者在整個格局發生變化的時候，人們及時呈現出完全不同的理論麵目。比如一個大街上的革新派，完全可能是家裏的保守派；一個下級麵前的集權派，完全可能是上級麵前的民主派。
這種情形難免使人沮喪，你能打起精神來與這些堂而皇之的理論較個真嗎？
縱欲論在實際生活那裏，通常是求愛術的演習，到時候與自述不幸，請吃請喝、看手相、下跪等等合用，也有點像征服大戰時的勸降書。若碰上惡心的糾纏者，他們東張西望決不會說得這麼滔滔不絕。他們求愛難而拒愛易，習慣於珍視自己的欲望而漠視他人的欲望，滿腦子都是美事，因此較為偏好縱欲說。就像一些初入商界的毛頭小子，隻算收入不算支出，怎麼算都是賺大錢，不大準備破產時的說辭和安身之處。
他們中的一些人通常不喜歡讀書這類累人的活，瞟一瞟電視翻翻序跋當然也足夠開侃。所以他們的宣言總是豐繁而又混亂，尤其不適宜有些呆氣的人來逐字逐句地較真。比如他們好談弗洛伊德，從他的“裏比多”滿足原理中來吸取自己偷情的勇氣，他們不知道或不願意知道，正是這一個弗洛伊德強調性欲壓抑才能產生心理能量的升華，才得以創造科學和藝術，使人類脫離原始和物質的狀態。他們也好談M·巴特、J·德裏達以及後現代主義，用“差延”、“解構”、“顛覆”等等字眼來威懾文明規範，力求回複人的自然原態。他們不知道或不願意知道，巴特們的文化分析正是從所謂“自然原態”下刀，其理論基點就是揭示“自然原態”的欺騙性、虛妄性，是一種統治人類太久的神話。一切都是文本，人的一切都免不了文化的浸染。巴特們正是從這一點開始與傳統的人本主義和人道主義割席分道，開始了天才的叛逆。用他們來聲張“自然原態”或“人之本性”，哪兒跟哪兒？
很有些人，從不曾注意弗洛伊德和巴特的差別，不曾注意尼采和薩特的差別，不曾注意孔子和毛澤東的差別，最大的本領隻是注意名人和非名人的差別，時髦與不時髦的差別。他們擅長把一切時髦的術語搜羅起來，一古腦兒地用上。就像一個鄉下小鎮的姑娘闖進大都市之後，把商店裏一切好看的化妝品都抹在自己臉上。這也是一種Pastiche——拚湊，雜拌，瞎攪和，以五顏六色的臉作為時代的標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