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５世紀之初葉的明朝永樂年間，是中國曆史上的一個重要的年代。
在這個年代，中國航海成就及海洋學各領域的成就都達到了巔峰狀態。以鄭和下西洋為代表的航海活動，帶來了中國古代海洋文明發展史的“滿潮期”。
這個年代又是一道分水嶺，呈上升趨勢並達到極致的中國古代海洋文明在經過這道分水嶺後，陡然滑向低穀。
那是一個黑暗慘淡的低穀，一個給中華民族帶來無窮災難的退潮期。
對於這個轉折的年代，人們或樂於講述它的輝煌的上升期，或樂於研究它滑落後帶來的災難。而從民族傳統文化的角度進行的探究，卻顯得不夠，對此，似乎應當花費一些精力與筆墨，以利於我們對中國海洋文明的發展有一個更加切合實際的理解。
一個難解之謎
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的英國漢學家李約瑟曾寫道：“明代是中國曆史上最偉大的航海探險時代……（鄭和下西洋）這種遠征的停止象它的開始那樣突然，原因也同樣不清楚。”
中華民族海洋文明在封建時代的高潮的結束，的確來得太突然了。
鄭和最後一次下西洋是１４３１年正月出發，１４３８年７月返回的。而就在這個月，明政府頒行了海禁命令：“命行在（南京）都察院嚴私通番國之禁”。倘有違者,嚴加治罪。同時,對首告檢舉犯禁罪行的人予以鼓勵，“得實者給犯人家資之半”!僅僅14年後，鄭和船隊７下西洋苦心積累的西洋圖籍檔案，就被兵部車駕郎中劉大夏一把火燒掉。明王朝一度引以為驕傲的“皇帝德澤洋溢乎天下，施至蠻夷，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莫不尊視，執圭捧帛而來朝，梯山航海而進貢”的盛舉，一夜之間突然變成了“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歸，於國家何益”的“一時敝政”。
１４４９年６月，明王朝再申海禁，舉凡“私通外夷，貿易番貨，泄露軍情，及引海賊劫掠邊地者，正犯極刑，家人戍邊，知情故縱者同罪。”到１５世紀未的明孝宗弘治元年至弘治六年的６個年頭中，“番舶自廣東入貢者，唯占城、暹羅各一次”，與鄭和屢下西洋，萬邦來朝的盛況相比，海外諸國及番商來中國幾乎等於“０”！
大起大落，充滿戲劇性的變化帶來的是封建時代海洋文明的一蹶不振。為了破解這個曆史變遷的謎底，不少人憚精竭力，苦苦追尋。
有人認為：西洋航行耗資巨大，當時明王朝的國力已無法支持，這是明王朝廢止這一航海活動的原因。的確，鄭和最後一次下西洋返國的１４３３年前後，先是兩京、河南、山東、山西久旱，後是江西大水成災。第二年（１４３４年），兩京、河南、山東、山西又經蝗災，湖廣饑饉，四川旱澇不一。其後諸年災害不斷，到１４４７年再議遠航而遭反對時，蘇、鬆、常、鎮等四府遇災，接著是兩京、河南、湖廣的旱蝗災、陝西、江西、浙江的水災以及黃河決口，開州、長垣一帶１５０公裏為水涸沒。而這一段時間，農業人口不斷向手工業、商業流動，官僚地主對土地兼並加劇，明王朝征稅田地畝數不斷減少，的確造成了國庫空虛、財政緊張的局麵。但反觀永樂初年開始進行集全國之力，籌備遠航的年代，國家經濟情況同樣有嚴重的危機。明成祖朱棣是經過長達３年的“靖難之役”才徹底打敗了侄子建文帝當上了皇帝的。
３年戰亂給國家造成嚴重的經濟危機。“天下疲於兵旅，而北方凋敝尤甚”。“長淮以北，鞠為草莽”，“民人衰耗，甚至戶絕，田土荒蕪”。“連年兵革，其民衣食不給”。盡管明成祖施行了一係列使民休養生息、發展生產的政策，使經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複，但無論如何成祖繼位前後的幾年，是洪武、永樂、洪熙、宣德“四代盛世”之間的短暫蕭條年景。而鄭和首次航行的籌備工作正是在這個景況剛剛有所恢複時就開始了的。其年，糧稅收入以人均計略高於洪武二十五年（１３９１年）的數額，但其中的４３％左右依靠軍隊的屯田生產。
鄭和首下西洋的當年，主要經濟區的蘇、鬆、嘉、湖一帶還發生水災，不但無力完成租稅，還要動用國庫賑災。可見，單純從國力不足，經濟上難以支撐遠航費用去解釋對遠航活動的中止，是根據不足的。
也有的人認為：廢止海外航行是和加強對海寇的防犯政策相關。但事實上，停止遠航的年代雖然有海寇在東南沿海頻繁作亂，但在鄭和下西洋的前後２８年間乃至鄭和下西洋之前，海寇的竄犯無一年停止。如鄭和第５次下西洋這一年（１４４７年）正月，倭寇擾浙江金鄉、平陽，第２年（１４１８年）正月倭寇攻陷鬆門衛（今浙江溫嶺東沿海），沿海海警不絕。這年５月，倭寇百艘船７０００人攻金山衛城（今上海金山東南）。到１４１９年６月，倭寇又大舉進攻山東與遼寧。沿海地區的不平靜，並沒有影響鄭和第６、第７次下西洋。可見，“封疆禦寇”也不是停止遠航的主要原因。
還有的人提出：鄭和航海的諸多原因中，一個重要動因是去海外搜捕在“靖難之役”中逃跑、並盛傳留居海外的建文帝。後因這個隱患的解除，鄭和航海的實際意義也就不那麼突出了，乃有廢止之舉。這當然隻能是一種推測。事實上鄭和航海的主要目的是“通西南海道朝貢，宣德化而柔遠人”。至於“疑惠帝亡海外”的想法，有可能存在過，但不能看作左右鄭和航海的主要原因。因為首先這一說法就是一種推斷。最早做這種推測的明代文獻記載，見於萬曆年顧起元的《客座贅語》，顧起元當時也不敢肯定，隻是“揣測聖意”而已。這種說法到了清代卻被認可，並被寫入《明史》。而即使在《明史》中，也把“帝疑建文帝遁海外，欲蹤跡之”、“和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並列起來。到是朱國楨在《皇明大政記》中的記載可信：“建文仁弱，帝座一傾，竄入蠻夷中，其何能為？文皇（指成祖朱棣）豈見不及此，乃搖於聲影，有此舉動？”
還有的學者認為：廢止遠航活動是由於與北方瓦剌族之間矛盾加劇，明王朝無遐南顧有關。的確，當時確有瓦剌南侵、北疆不靖的情況。１４４９年５月的“土木之變”中，明英宗也被瓦剌軍隊俘虜，靠皇後皇太後“窮搜後宮”，才把英宗贖回來。但在開始籌劃鄭和航海時期明王朝與瓦剌的鬥爭也十分激烈，明成祖一生幾乎都在念念不忘北疆戰事。而且越是如此，越需要南方邊境的安寧。這曾被認為是鄭和遠航的目的之一，何以促進遠航的因素又成了阻止遠航的因素？
還有的學者援引反對遠航的封建王朝中部分官員的看法，認為鄭和航海“縱得奇寶而歸，於國家何益？”經濟上無所得，所以索性不去搞。而事實上所謂“有益”與“無益”是相對的。鄭和航海帶回大批異國方物，國外朝貢使者也進貢大批珍玩，滿足了封建帝王為代表的統治階級驕奢生活的需要。從統治者的角度看，他們自身就是“得益”者，豈曰“無益”？即使當初有人從遠洋航海的經濟效益上考慮過這個問題，也隻有在封建統治階級確有廢止遠航的意願後，才能作為一種比較冠冕的理由提出來，不能做為導致航海活動的根本原因。
類似的說法還有很多，它們從不同的角度觸及到了鄭和航海活動突然中止的原因，但似乎都沒有抓住根本。鄙著者認為：把目光僅僅局限在明永樂年前後去研究鄭和航海活動和中華民族的海洋文明發展走向，是很難把問題搞清的。鄭和航海的結束，是我國封建時代海洋文明發展史上的一個轉折點，隻有在整個封建時代範圍內，從中國海洋文明的基本特色出發，對照海洋文明和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種種矛盾，才能把問題搞清楚。
枷鎖與桎梏
以前我們曾就中國海洋文明產生的地理、人文環境做過探討，也涉及過中國海洋文明與傳統文化的關係。從而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中國海洋文明是在漫長的曆史過程中形成的，它的成熟期處在封建時代，因此中國古代的海洋文明受封建時代傳統思想的影響深重。這種封建時代的海洋文明繼承了本民族吃苦耐勞、堅韌不拔、寬厚仁愛、重義輕利的一切優秀品質，同時，它依附於封建的農業自然經濟，輕視商業利益，帶有明顯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特色，缺少開拓精神和競爭意識。其三個基本特點是：Ａ、非貿易性──以漁鹽業生產為經濟支柱，除官方齎賜貿易之外不提倡開展民間貿易，不以海外商業經濟利益的獲得和殖民、擴張為目的。Ｂ、非獨立性——航海活動沒有與農業生產割斷關係，一直得不到獨立的發展，從而依附、受製於農業自然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