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中國古代航海者從海外帶回的文化，不可能像宗教一樣具有穩定的內部結構，它常是分散的，結構鬆散的、散見於各種文化門類中的，因此，不容易象宗教一樣有那麼強韌的生命力。在排異的民族心理的作用下，中國航海者能夠帶回並使之在傳統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文化成果太少了。所以，中國古代的航海，實際上隻有單向的文化輸出的意味。對於海洋文明自身的發展和中華民族的進步，這是沒有益處的。
為了從對比中說明問題，我們在這裏引用一些關於日本民族涉外文化心理的史學考察資料。曆史上，日本人較少有中國文化中這種排外心理。公元６０７年（推古天皇１５年），日本天皇的使臣小野妹子訪華。第二年，隋煬帝派文林郎裴世清使日，日本方麵大興土木，築館修路，極為重視。當時，日本天皇曾經對裴世清說：“我聞海西有大隋，禮義之國，故遣朝貢。我夷人，僻在海隅，不聞禮儀……今清道飾館，以待大使，冀聞大國惟新文化。”這段故事記載在《隋書·國傳》中。其實，日本人自己的記載中同樣有過對中國文化的崇仰。如栗原朋信在《古代日本對外關係史研究》中記錄著公元６２３年，一批在中國學習的日僧回國，上奏朝廷時的話：“留於唐國學者，皆學以成業……大唐國者，法式備定，珍國也，常須達。”意思是說唐代中國法製完備，治理有序，是一個理想的盛世，應當經常派人去學習、考察。
公元１２２３年，日本僧人道元入宋留學５年，他從對佛法真諦的領悟及文化的優劣方麵發了一番感歎，他說：“西天（印度）及神丹（中國）人本質直，蓋為中華，教化佛法則迅即領會。我朝自來人少仁智，難期正果……且我國之出家人，誠不如大國之在家人，舉世愚笨，心量狹小……如此之輩，即使坐禪，豈能得佛法！……我國之人，仁智未開，人又迂曲，既使教以正直之法，則甘露反成毒計。而趨名利，難得惑執。”“若欲學天上之佛道，遙可訪宋土之知識”。江戶時代的藤原惺窩雖然對曆代知識分子對中華文明的崇拜有所反醒，但他的話卻使我們知道了日本人固有的“萬事不如異朝”的觀念。
他說：“本朝乃小國，是故萬事不如異朝，即使聖人，亦出自異朝。作此想者，不唯我等，古今之學者皆然，由而學習異朝。”公元１８７９年，清代學士王韜遊日，日本朝野的文臣武將、學士名流，爭相與遊，以被王題字改詩為至榮至幸。黃遵憲使日，被日本人推崇，爭相交接，甚至到了“戶外履滿，肩趾相接”的程度。
日本人不僅對中國文化取崇敬、吸收的態度，當中國封建社會衰落之時，日本人對西方文化同樣采取了崇敬、仰慕的態度。甚至還有人認為日本人尚不及歐洲的狗“開化”，如水島爾保布《新東京繁昌記》中寫著：“（歐洲的狗）食肥肉，臥暖席，或睡美人膝，吸阿娘口。同是犬也，何其幸福！歐洲雖犬亦能開化，故與人能睦也。人而可不如犬乎！”從中我們又怎能不感到日本人對外來文化比較寬容、善於吸收的態度呢？以一個較落後的文化起步，日本能得以長足發展，不能不說和這種文化心理相關。而這一切，在中國文化中，是不可能存在的。
對海洋的敬畏，與海外世界的隔絕，對外來文化的排斥性的華夷觀念，形成了中華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它們作用於中華民族的海洋觀念，產生的效應是可想而知的。
“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以上所說的文化心理和海洋觀念，都是建立在封建的農業社會的基礎之上的。隨著社會生活的根本改革，這種文化心理和海洋觀念也會漸漸地轉變過來。認識過去，是為去創造未來，我們對傳統文化心理和海洋觀念的分析，也恰恰是為了文化心理的改造和海洋觀念的重造，這一點上，和民族虛無主義是有著本質區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