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敬畏的心理與占傳統地位的四海說的結合乃有“海內”、“海外”之別，乃有“天涯海角”之說。就是說把海洋與陸地的邊緣線看成一道“自然壁壘”，“牆”內是可以抵達和觸摸的土地，“牆”外是凶吉未卜、虛幻飄緲的未知世界。這種推測，在以農耕為主要生產方式的華夏族文明中盛行，形成了華夏族封閉的“海洋地域觀”。
這種海洋地域觀，實際上對中華民族海洋文化的發展具有阻礙與限製的作用。
成熟與排異
中華民族的文化曾經曆了一個多中心、不平衡的發展過程。《中華文明史》上指出：“我國文化中心大致可分為：北方文化、南方文化、長城沿線文化、西北文化、東北文化等。這些文化中心在南北方文化的過渡帶，即今日東部季風區隴海線的南北地帶形成了南北方文化的交錯區；在東西文化區之間，形成了沿東部季風區與西北幹旱區和青藏高原區之間的東西交錯文化，即前述東西過渡文化。在這兩條過渡帶的相交彙區，則成為我國史前文化最發達的地帶，即今日西安─洛陽─開封一帶的史前文化發達區。正因為這種文化之間的交錯性，使之成為後來中國文化的核心地帶，即所謂的黃河流域的‘文明發祥地’。”
黃河流域發展起來的中原文化是農耕文化，原未及東海。華夏的“夏”，意為中國之人，即中原之人《禮·王製》中說：“東方曰夷”。曆史上，古東海（今黃、渤海）一帶的沿海居民叫夷族。在長時期的民族融合中，東方的夷和南方的蠻、北方的狄、西北的戎等民族與華夏族共同融合，形成了以華夏族為主體的文明。在這個文明的共同體中，中原地區的華夏文明成熟最早，文明程度最高，故占據統治地位。
從當時的東亞地區看，這個以農耕為主的中原文化的文明發達程度，遠遠高於周邊一些以遊牧、漁獵為主要生產方式的民族。中原文明一枝獨秀，便於形成自己的風格和傳統。而這種一枝獨秀的局麵，也必然使中原文化本身具有較強的排異性心理。再從地理環境上看，由於中華民族文明發源地處在與世界其他高度發達的文明相隔絕的遠東，與外民族之間有高山、沙漠阻隔，海洋對岸的民族雖稱一衣帶水，但又都比較落後，這就形成了中原文化的封閉性。這種封閉性使處於高山、沙漠、大海及較低文明程度的民族包圍之下的中原文化的排異心理被強化。
又可從曆史上看：在封建社會的對外交往中，“大多與落後國家和地區來往,被人學去的多,從他人那兒學到的少。在經濟上，特產豐富,閉關自守,對外無所求。正如清乾隆皇帝給英皇的敕諭所說：‘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貨物以通有無’（見吳鬆弟《無所不在的偉力》）”。這段話可以說是封建統治階級“華夷觀”的具體流露。傳統思想中，例來以是否明“聖人之禮教”為標準來判定文化的優劣。
所以，視本國為“中華”、“神州”，視外族為“夷狄夷貊”，這種涉外文化心理中的傲慢自大隨處可見，如人所說：中國文化“驕傲自限，獨稱自國為中華，域外諸國為“蠻夷’，禽獸遇之……自安固陋，而不知蒼穹之下，別有名邦巨國，而華夷自星列乎其中”（「日」大玄澤《萬國人物略序說》）。“華夷觀”的形成和強化隨著封建社會的發展進程而愈益嚴重，阻礙了與世界其他優秀民族優秀文明之間平等的交流，當然，也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海洋文明的發展。
中華民族也有對外來文化加以吸收的情況，如對佛教的吸收。但佛教本身在中國曆史上也經受過多次的禁絕。毀寺滅教、屠殺僧眾、強迫教徒放棄信奉的事件屢有發生。佛教能在中國文化中占住腳，除了其教義本身能為人們所接受之外，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某些統治者因為政治原因，對其提供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