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一種沒有分延的聲音，一種無書寫的聲音絕對是活生生的，而同時又是絕對死亡的。”在這裏，分延表征了符號的差別，以及它所推遲的所指的出場，使符號隻能停留在能指與所指的差異中。西方語音中心主義強調甚至崇尚聲音語言，貶低書寫語言。在德裏達看來，索緒爾的語言學及以後的結構主義，都沒有超出語音中心主義，並由此提出了解構主義的思想。
基於對索緒爾的說話之於書寫的首要性的批判，德裏達轉而賦予寫作以特權，並重新定義書寫語言，認為它包括言語以及其它的發音動作。在索緒爾的語言學中，能指仍然被首要地限定在語音上，而所謂的所指卻指向了對應著具有無限意味的傳統真理。其實，能指與所指之間的任何簡單關聯，無論是統一，還是對立，都是西方傳統形而上學的產物。同時，這種簡單關聯又反過來強化了形而上學思想。
在這裏，德裏達的差異、分延本身，就是對這種簡單關聯的放棄。德裏達強調了文字的重要作用，主張以文字取代語言的本體性地位。德裏達認為，文字語言更接近於純意義。作為文字的固有能力，播撒意味著潛在的不在場，它揭示的是文本的零亂、鬆散與重複，從而不斷地瓦解著文本及其整體性。
德裏達揭示了語言永遠運動、流變的本性，語詞沒有最終的、超驗的、中心的性質。德裏達的互文性表明，作品沒有明確的界限，文本間發生著相互的播撒與消解。存在不斷被否定，中心發生著不斷的轉移，在場的空缺由不在場來替補。在德裏達看來，書本、語音與語言的終結處，正是文字的開端之處。
德裏達關於拆解的理論，充分展開了索緒爾的差別是語言價值的源泉的理論，批判了索緒爾的能指表達所指的靜止的符號理論。在對西方語音中心主義展開批判的基礎上，德裏達提出了一種動態的文本理論。他認為，文本是有生命力的，各個文本之間相互作用、相互滲透與相互轉化，每一文本都會參照其它文本才能獲得自身的意義。
在這裏，德裏達把文本意義的變化稱為痕跡，並用痕跡取代了索緒爾的符號。痕跡是一種不可感知的東西，它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來無蹤，去無影，幾乎什麼都不是，可又什麼都是。
更為重要的是，這種痕跡不再是符號學所說的能指，也不是能指所意指的所指，傳統的二元對立與關聯，在這裏已失去了根本的意義。海德格爾仍然存有形而上學傾向，“德裏達為了抵製這種傾向，便提出了另一種譬喻，‘無底的棋盤’，這是除其本身以外並無含義的遊戲，並沒有支持它、通過它來說話的深層的藉以支撐的根基。”在這裏，痕跡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幾乎什麼都不是，但又無處不在。
不同於作品、客體與對象，文本發生著不斷的生成與流變。在德裏達看來，西方形而上學並非基於本原，而隻是關涉本原的替補物。互文性還表明，各個文本之間也是相互生成的。在不斷的生成中，文本消解了一切固定不變的基礎。德裏達的文字、文本是否會替代聲音，從而成為一種新的形而上學呢？
5.德裏達與無窮盡的解構之途
在對形而上學的批判中，海德格爾的深刻性在於他對形而上學的理性根基的動搖，這種批判的獨特性在於海德格爾自己並沒有局限於理性之中，而是選擇了基礎存在論這一重要維度。加達默爾認為，海德格爾的後期哲學的發展所遇到的一切批評，都可以追溯到黑格爾的立場上去。但是，海德格爾思想的存在基礎與黑格爾思想的理性基礎的根本差異，卻沒有得到加達默爾的足夠重視。
按照德裏達的解構主義，解構所針對的是理性基礎，還有存在論與一切形而上學預設。在解構主義看來，一切形而上學的認識論都是結構，而一切結構都必須被消解。那麼，這種解構也必然會指向德裏達自身。也就是說，解構是一種無窮盡的過程。
在這裏，“德裏達式的解構主義試圖克服藝術/世界對立，並賦予兩者同等資格。如果所有的都是一般本文，那麼本文/本文之外的對立就失去了其針對性。”（也就是說，德裏達的無底棋盤的遊戲是既沒有根基的，也沒有本質與根據，因而是最具解構力的。西方哲學史既是一部形而上學的曆史，也是一部形而上學被不斷解構的曆史。德裏達認為，言語常被納入語言學、語言科學的研究之中，而文字及其研究卻很少與這些學科密切關聯，這使文字既幸免於形而上學，但又缺乏自身的建構。這也就同時表明，對形而上學的解構是無止境的，這一點對於德裏達也同樣如此。
德裏達把曆史的解說看成是結構與解構的循環。結構並沒有先天的、個別的中心，它不是固定的而是由差異構成的。由於差異的變化，結構也發生著變化。同時，由於文本的開放性、不穩定性，在閱讀與寫作文本時，原來文本的結構發生著不斷的拆解和破譯，而形成了另一種新的文本結構。分延不僅表征了空間上的差異，而且也揭示了時間上的綿延，二者共同促使文本結構發生變化。
在德裏達那裏，結構不限於索緒爾的語言學及其結構，更指涉西方的形而上學傳統。其實，整個西方思想也總是處於結構與解構的不斷循環之中。當海德格爾對先前的形而上學展開深刻的批判時，他自己的思想也同樣被德裏達指責為形而上學。
晚期的海德格爾，提出了一條通向語言的道路。“通向語言之路要讓我們經驗作為語言的語言，而不是把語言說明為這個或那個東西，因而與語言失之交臂。”這裏的語言不是語言學、語言科學的研究對象。而且，海德格爾的晚期思想強調的是語言與存在、思想的相互生成。言語與文字誰為本源，以及二者的關係問題，都是德裏達極為關注的問題。
但是，德裏達似乎走得更遠，他以文字學取代了語言學。作為文字的科學，文字學被要求不再接受其他人文科學的指導概念，或從傳統形而上學中接受這類概念。沒有固定不變的中心的結構也同樣是一種結構，盡管解構主義自身的結構是開放的、非封閉的。但是，德裏達也同樣擺脫不了形而上學這一根本命運。
當然，這裏還涉及到究竟什麼是形而上學的問題。但無論如何，德裏達開辟的徹底的反形而上學道路，無疑是永無止境的。在德裏達看來，解構不是拆毀或破壞，如果它是什麼的話，“……那它也是對於存在（Being）的一種思考，是對於形而上學的一種思考，因而表現為一種對存在的權威、或本質的權威的討論，而這樣一種討論或解釋不可能簡單地是一種否定性的破壞。”通過符號的指代，替補與缺席的存在保持距離並主宰這種存在。
在德裏達那裏，並沒有以書寫中心主義替代語音中心主義，也不存在二者對峙的問題，而是不斷的建構，又不斷的解構。“因為人們既追求這種在場又害怕這種在場。替補既違反這一禁令又尊重這一禁令。正是這一點使文字成了言語的替補。”在這裏，德裏達進一步揭示了在場的困境。
然而，這種替補隻是將言語變成了文字，仍然沒有完全解構形而上學的問題，因為文字自身並不能徹底擺脫語言學而獨自存在。德裏達不可能避免自己成為一種形而上學，他也同樣不能終結對形而上學的解構。在西方哲學的曆史中，解構與建構發生著不斷的相互生成，這是思想的根本性之所在。
形而上學的終結也許並不意味著消亡，而隻是表明哲學的危機及其所醞釀的新的發展可能性。尤其是預示著，一種新的形而上學將會出現。德裏達就反對那種認為哲學已經完成的觀點，認為這種觀點是非常危險的。而且，德裏達不僅沒有終結與完成解構，他對解構的規定也同樣會被消解，並以自己的哲學成為一種形而上學，而為哲學、思想開啟了一條永遠的、不可窮盡的解構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