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校圖書館的藏書也得到了極大豐富，館藏有中西書籍1萬多冊，中、西版刊物100－200種；另設法律研究室，室內各種刊物增至3670餘冊。擁有圖書量，在全國高校中名列前茅。
值得一提的是，1937年校慶時，正值天津淪陷時期。趙天麟校長在校慶大會上懸掛中國國旗，率領大家高唱國歌，引起日本侵略者的懷恨，次年被日本憲兵槍殺，時年52歲。
停辦法科，專辦工科
1917年，根據蔡元培的意見，國民政府教育部對北洋大學與北京大學進行科係調整。北洋大學改為專辦工科，法科移並北京大學；北京大學工科移並北洋大學。任海牙國際法庭正法官的王寵惠、法官徐謨、參加“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成員王正廷等，均出自北洋法科。停辦法科，曾被形容為“失去一翼”，遺患深遠。但究其自身原因，當年北洋校內的確彌漫著工科為主的氛圍。
張含英就是此年考入北洋的。次年，北大最後一批工科學生轉入北洋。北大從那時起就沒有工科了，而北洋也沒有法科了。
1920年，隨著最後一班法科學生畢業，北洋大學進入專辦工科時期，設有土木、采礦、冶金3學門科。直到1929年7月南京國民政府頒布《大學組織法》，因而北洋大學改稱為國立北洋工學院。
五四運動後全體學生被開除
1919年，偉大的“五四運動”爆發，廣大同學卷入到了愛國的熱潮中。天津學生受到北京的感染，基於愛國熱情，學生運動也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這和當年在天津南開學校讀書的周恩來總理、鄧穎超大姐有密切的關係。
張含英覺得，天津掀起這樣大規模的運動，不是偶然的。他回憶說，拿自己來說，本來是個隻知死讀書的人，一心隻想學點本事，建設國家，算不上個革命青年。可是當運動一起來，他卻被時代的浪潮卷了進去，自然而然地行動起來，參加了遊行和其他活動。
“五四”運動打破了北洋校園的平靜，陳泮嶺、孫越崎等學生領袖以及曾養甫、葉秀峰等人組織遊行、罷市，一時間頗為活躍。張含英記得，那時白天出去遊行，晚上在化學教室——那是個梯級教室裏開會。他當時不是活躍分子，隻是個一般的參加者，總是坐在後排。
在開會時，他時常看到有兩個男青年走進來，坐在最前排靠門口的座位上。沒等開完會，他們就先走了。他曾問過那兩個人是誰？同學告訴他“南開的”。這印象非常深刻。他知道，這個運動不是北洋自發的，而是有組織的。
1919年暑假後，運動還在繼續。趙天麟校長對學潮倍感困惑，因此去職，由馮熙運繼任，而馮熙運同樣麵臨著這個問題。馮熙運（1886—1951），字仲文，我國第一批經濟法專家。1905年考入北洋大學堂，攻讀法律；1907赴美留學，先後畢業於哈佛大學法律係、芝加哥大學研究院，獲法學博士學位。1920—1924年任北洋大學校長。馮熙運以強壓手段命令複課，並因參加愛國運動的學生拒絕寫悔過書，即取消211名學生的學籍，占到在校學生總人數的62.8%，此舉史所罕見。
馮熙運校長上任不久，學校掛牌出來，將學生全體開除；如有願意回校繼續讀書者，便要遞“悔過書”。張含英雖然很願意讀書，對北洋大學的感情又很深、很濃，但五四運動是關係國家興亡的大事，是正義的行動，而學校當局對之則采取這樣的敵對態度，十分氣忿：既然參加運動沒有“過”，為什麼要遞“悔過書”？他毫不猶豫地吐出了一個字：“走！”
下一個問題，便是轉向何方。雖然想到五四的策源地——北京去，但還有待聯係。適在這時，北京大學的中學同學傳來喜出望外的好消息：北大當局表示，“北洋來多少，北大收多少”。於是，他就轉到了北大物理係。除了在馬神廟理科活動以外，他還常到“紅樓”的文科旁聽。
那時，北大旁聽不受限製，可以自由出入。有的教室站滿了人。不過，張含英在北大隻學習了1年多，就得到山東省的留學生補助費，到美國留學去了。
【名家小傳】
張含英（1900—2002），字華甫，山東菏澤人。中國久負盛名的水利專家，中國近代水利的開拓者之一，著名教育家。
張含英之父張建基思想比較開明，家境雖然並不富裕，但很重視對子女的培養。因此，張含英從小就被送入學校受正規教育。1918年考入北洋大學土木工程係，次年由於參加“五四”運動而被校方開除，轉入北京大學物理係。1921年考取山東省官費留學備取生，於當年夏天赴美國入伊利諾大學土木係，半工半讀，3年結業，獲榮譽結業證和土木工程學士學位。接著又到康奈爾大學研究院學習1年，獲土木工程碩士學位。1925年學成回國，即投身治水實踐，先後擔任青島大學、北洋工學院、南京中央大學教授與北洋大學校長，黃河水利委員會秘書長、總工程師、委員長、顧問，揚子江水利委員會顧問。1950年以後，長期擔任水利部和水利電力部副部長，兼任部技術委員會主任，任中國水利學會第一、二屆理事長等職。198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94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