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這裏，陳裕光會回憶起辯論會上的特殊現象：其他學校師生都是西裝革履，而平時既穿西裝、也穿中裝的金大學生，在辯論會上一律長袍馬褂，滿口流利英語，一般學究打扮，直到現在，他還印象很深。他這個校長，在金大20多年，從未穿過西裝。作為民族文化的表率和民族精神的體現，金大很多教授也穿中式服裝。
金大教學用的教材、圖書雜誌、儀器設備乃至有些生活設施，有一時期也從美國運來。一句話，從行政到教學，很少與中國政府發生關係。這一現象至1928年向中國政府立案後才開始改變。教授當時皆為美國傳教士，隻有教中文的和在人員不足的情況下，才聘請華籍人員。中、美教職員的待遇也有很大差別，等級高低非常很明顯。華籍教師中出過國的比未出過國的高。
金大有“鍾山之英”的美稱。對學生的要求，不論學習上還是品德上一向從嚴。上世紀30年代初，各省興辦大學，師資鹹感不足，金大畢業生多為征聘對象。高等學府是這樣，政府機關、金融界、實業界、科學機構等，也有金大校友躋身其間。後來那些積極工作、以期為人類社會貢獻力量的金大學生，國內、國外都不乏其人。
金大同時在美國紐約州教育局立案，畢業生可同時接受紐約大學的文憑與學位；並可直接升入紐約大學或任何美國大學的研究院而不受限製，與歐美大學享受同等待遇。
金大第一任校長為美國人包文，教務主任兼社會學教授是美國人夏偉斯。夏偉斯在金大推行一種美國式的計分製，即5等製，如一班10個學生，必須按照一等1人、二等2人、三等4人、四等2人、五等1人的比例計算成績，並硬性規定五等生開除。結果很多學生不來了，教授們意見紛紜，有的公開進行抵製。後來被迫取消。如華籍哲學和中國文學教授劉伯明，對此即表反對。
這位劉教授是1909年金大文科畢業生，是中國學生中最早獲得美國哲學博士學位的一位愛國學者。他在金大擔任國文係主任，熱愛祖國古典文學，試圖把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和西方哲學思想結合起來研究，但未能實現。他的教育思想與某些美國傳教士格格不入，又對外籍教師的一些生硬作風不以為然，遂憤而辭職，受聘去國立東南大學擔任副校長。劉伯明不僅在國內，在國外也為人所熟知。
此外，還有許多不知名的同學，他們來到金大，不僅為了學習外語、科技和書本知識，他們有抱負，有愛國主義思想，關心學校前途。所有這些，都是隨後由中國人當校長的精神準備。
由於當時金大的經濟命脈掌握在美國教會手裏，校長和主管財務人員都直接由美國教會指派。主管財務人員初稱司庫，立案後改稱會計主任。坐這把交椅的是美國女教士畢律斯。她來華時才20歲左右，解放初離開南京時，已年逾花甲，是位有獻身精神、精明能幹的老小姐。1927年陳裕光當金大校長後，她是配備給陳裕光的英文秘書。
文、理、農三個學院
金大原設文理、農林2科，立案後擴充成為文學院、理學院和農學院，以符合國家大學至少3院的規定。文學院設立曆史、政治、經濟、國文、英語、哲學、社會及社會福利行政等8個係，初以研究為主，後重應用及推廣。如社會服務深入社會基層，為婦女、兒童服務，同時還關注南京人力車夫的福利；經濟係以合作經濟為主。文學院成立了曆史研究所，與中國文化研究所合作招收研究生。
理學院除原有課目外，加強了課程設備及師資力量，增設化學工程與電機工程課，後來又增設化學研究所。理學院推行電化教育時間早、曆史長。從1922年開始，一直間歇地延續到解放後院係調整。抗日戰爭時期，為適應客觀需要，還辦過二年製的電化教育專修科、3次電化教育人員訓練班。
電化教育內容，包括教育電影的翻譯、製作和幻燈片的製作、發行。電化教育攝製人員的足跡遍及上海、北京、江蘇、安徽、河南、江西、山東、河北、綏遠、福建、廣東、湖南等省市，拍攝各種有關地理、工業、農業、手工業等方麵的教育電影，到全國100多個點巡回放映。有一年日全蝕，理學院院長曾偕同中國天文學家組成的觀測隊，前往西伯利亞、伯力和日本北海道，拍攝日全蝕電影，後又製成《日蝕》教學片一部，對群眾進行科學普及教育。1943年到1945年，金大內遷成都時期，每周一次露天放映教學電影，經常有許多人觀看。
除文、理學院外，原來的金陵神學院與金大脫鉤。本著信仰自由的精神，宗教課由必修改為選修，宗教集會改為自願參加。在此時期，教學方針強調學以致用、學用一致，亦即“研究高深學術，養成專門人才，適應社會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