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傅斯年提倡史料第一；不掌握原始史料，就沒有發言權。史語所的丁聲樹沒有寫過一部專著，隻是發表過幾篇“語言文字”的文章，卻依然成了史語所大家公認的出色的專家。新中國後成立的語言研究所，把丁聲樹評為一級教授。
洗盡“才子氣”，三年內不許發表文章
1941年秋天，懷抱著“奇書十萬卷，隨我啖其精”心願的王叔岷，來到四川南溪縣李莊的板栗坳。這裏是地圖上絕對找不到的地方。日本空軍的炸彈，沒有朝這兒丟下來的理由。漫天戰火之際，飄泊萬裏，中研院（以史語所為主）的一群讀書人，好不容易才尋覓到了這方“桃花源”，終於可以暫時歇腳一下了。不及而立之年的王叔岷，是才向北大文科研究所報到的“新鮮人”。照當時的規矩，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可以選擇到板栗坳來完成學業。王叔岷的學術道路，就在這片“庭前多好鳥”、“戶外多修竹”的天地裏開展了。
王叔岷本是成都四川大學中文係1939年班的第一名畢業生，卻因為當時的現實條件所囿，沒有機會留在係裏當助教。前途茫茫之際，經過老師徐中舒的點撥，他才決意報考北大文科研究所。昔日在川大校園裏頗有才子之名的王叔岷，背一包書、抱一張古琴，即興衝衝赴李莊報到了。沿途所見，異常興奮。抵李莊栗峰，曾作五古寄情：
宿讀李莊書，今向李莊行。
行行八百裏，山水路縱橫。
秋色澹無際，秋興轉淒清。
適然居得所，山坳屋數楹。
奇書十萬卷，隨我啖其精。
素琴常在壁，信手陶吾情。
庭前多好鳥，時時弄巧聲。
戶外多修竹，翠色拂新晴。
人生適誌耳，即此寄浮生。
“李莊”，暗含寓李耳（老子）與莊周（莊子），仿佛冥冥中與王叔岷有個約定。他回憶第一次見到傅斯年的情景：
——我將寫的詩文呈上，向他請教。他說說笑笑，學識之淵博、言談之風趣、氣度之高昂，我震驚而敬慕。我又奇怪，傅先生並不老，怎麼頭發都花白了！（那時傅先生才46歲。）既而傅先生問我：“你將研究何書？”答雲：“《莊子》。”傅先生笑笑，就背誦《齊物論》最後“昔者莊周夢為胡蝶”章，一副怡然自得的樣子。傅先生忽又嚴肅地說：“研究《莊子》當從校勘訓詁入手，才切實。”這是怎麼了？研究空靈、超脫的《莊子》，竟要從校勘、訓詁入手？我懷疑：有這個必要嗎？
——傅先生繼續翻翻我寫的詩，又說：“要把才子氣洗幹淨，3年之內不許發表文章。”我當時很不自在，又無可奈何。既然來到研究所，隻得決心下苦工，從基礎功夫開始研究《莊子》。
王叔岷吟詩彈琴，頗有才氣。傅斯年背後說他“有才性”。“才性”典出《世說新語》，指有史才、史識，悟性好。其實，傅本人就很有才性，講到《左傳》他背一段《左傳》，講到《國語》又背一段《國語》。王叔岷繼續回憶：
——隨後傅先生贈我《四部叢刊》影印明世德堂本《南華真經》一部5冊，卷末附有孫毓修《莊子劄記》即校勘記一卷。傅先生雖叫我洗淨才子氣，卻又贈我《四部備要》本王士禎《古詩選》一部6冊，及姚鼐《今體詩鈔》一部2冊。
——傅先生函請在昆明北大教書的湯用彤（字錫予）先生掛名為我的導師。我寫信去請教，言及研究《莊子·齊物論》，參考章太炎先生的《齊物論釋》。《齊物論釋》貫通道、釋，學術界莫不稱道。不料湯先生回信說：“參考章先生《齊物論釋》要小心，他在亂扯。”真使我驚心動魄！湯先生信中又談到研究學問，隻有痛下功夫。
在傅、湯兩位學術巨人的鞭策之下，王叔岷確實是“痛下工夫”了。1943年畢業，留在史語所任職。此後著作等身，在文史學界掙得了難能替代的一席之地。
像王叔岷這種初入學術天地的青年，能得到傅、湯兩位的點撥，似“獅子吼”，若“海潮音”，終於一步一腳印地取得了傲人的學術成績。然而，傅斯年為王叔岷定下的規矩“3年內不許發表文章”，卻就此成了史語所對新來報到的青年學者製定的需共同遵守的金科玉律。
比如，比王叔岷晚1年從北大文科研究所畢業、但同樣留任史語所助理研究員的李孝定，於到任後的第一年或第二年，就向史語所《集刊》投了一篇稿子，不久就被退稿了。他回憶道，這是忽視了傅斯年所長“進所3年內不得撰文的明訓”的必然結果。他痛苦地述說了自己的心境：“這是我生平所受最嚴重的打擊，因此造的自卑感，壓抑了我至少15年。”當然，經此“打擊”，李孝定並未灰心喪誌，仍是努力不輟，日後在甲骨研究領域竟自成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