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學中學都不錯
任繼愈出生在山東省平原縣一個殷實的軍官家庭——“父親是國民黨少將，保定軍校畢業的，曾經參加過抗日戰爭。‘繼愈’這個名字是入學時老師給取的，取‘繼承韓愈’的意思，希望我將來能在文學上有所建樹。沒想到我日後走偏了這條道。”
據任繼愈回憶，從識字到上正規小學，換過很多地方，主要是在魯南一帶讀書，而畢業則是在山東濟南貢院牆根的“省立第一模範小學”（現大明湖小學）。
有一次，班級老師曹景黃，布置大家以清明節植樹為題寫一篇文章。任繼愈作文中一段“吾鄉多樹，每值夏日，濃蔭匝地——以待行人憩焉”，令曹老師大加表揚，認為他的“焉”字用得非常好，有文言文的語感。這讓任繼愈頗為自得。後來，他在一篇《追求》的文章中寫道：“我讀《四書》是在小學時讀完的，小學老師曹景黃先生給我打下了閱讀古漢語的基礎，是我永遠懷念的一位老師。”
他說：“無論從小學到大學，我的成績並不是很突出，屬於‘中等偏上’，考試分數不是很好。但是我考完以後，總要自己檢查檢查錯在哪裏；就像下圍棋複盤，哪一招棋是誤算或是昏招一樣，這是我的一個習慣——所以我所得到的東西，並不一定比考100分得到的少。”
任繼愈的中學，是在北平大學附屬中學讀的。在這裏，他遇到了幾位對他國文產生深遠影響的語文教師：任今才、劉伯、張希之。有意思的是，這些讓他感激一輩子的恩師，幾乎都是從北大中文係或哲學係畢業的。在他們的影響下，他開始閱讀胡適、梁啟超、馮友蘭等人的著作，接受更深層次的思想啟蒙。
雖然北平大學附中隻辦了4年，但在任繼愈的心中，有著很重要的分量。
更讓任繼愈難忘的是，北平大學附中不提倡“讀死書，死讀書”，而且對學生的愛好不加限製。
北大何謂“大”？
任繼愈自1934年考入北大哲學係學習，到1964年創建中國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並任所長，前後共30年。但他調離北大以後，仍在北大兼任教學工作。這樣算來，他與北大同憂戚、共浮沉，已有54個春秋，對北大的學風知之甚深。
據任繼愈回憶，北大前校長蔡元培先生曾在《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中提出：“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各國大學，哲學之唯心論與唯物論、文學美術之理想派與寫實派……常樊然並峙於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則，而大學之所以為大也。我國承數千年專製之積習，常好以見聞所及，持一孔之論。”這裏提出了破除數千年專製之積習，防止“持一孔之論”，容納不同觀點的學說，給各家以爭鳴的機會，無疑起了繁榮學術的作用，給“五四”新文化運動開辟了一條通路。
北大的“大”，不是校舍恢宏巍峨、校園廣闊豐富，而是學術氣度廣大。這一無形養成的學風，使北大的後來人能容納不同的學術觀點。
任繼愈進北大時，蔡元培校長已離任多年，但當年的學風還在。形形色色的教授中，有衣冠楚楚的，也有衣履邋遢的；有口才便捷的，也有語言不清的；有學曆頭銜的，也有沒上過大學的；有新人物，也有老秀才。北大教師的總體陣容是壯大的。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更是呈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麵。新中國成立後，經曆了1952年的全國院係調整（這裏有利有弊，不可一概而論），北大的教師隊伍打破了各校長期隔阻、南北不通氣的格局，促成了新社會的新校風。
人們在眾多流派中各自汲取其要汲取的，取精用宏，不名一家。北大這個“大”的特點，誰能善於利用它，誰就能從中受益。肯學習，就能多受益。不能說其它大學不具備這種“大”的特點，似乎北大給人的印象最深。不知這裏是否雜有任老先生自己個人的偏好？
青年時代的偶像
任繼愈也有自己的偶像：“我一生最佩服兩個人，一是魯迅，一是居裏夫人，因為這兩個人都是有高尚人格的人。”任繼愈至今仍記得，自己在高中時聽魯迅演講的情景。在北師大的操場上，魯迅站在方桌上講演。刊物上有反對魯迅的人發牢騷說他又“卷土重來”，魯迅回答道：“大家不喜歡我沒有關係，我還會卷土重去。”
“我佩服魯迅不是因為他的才華，而是因為他的人格。看到不合理的現象敢於指出，不妥協，不和稀泥，這是一般的知識分子所缺少的。居裏夫人是難得的可以克服困難、又可以經受成功考驗的人。成功、名譽都絲毫沒有影響她的內心。她是卓越的科學家，又是很好的妻子和母親。她時刻不忘祖國，將自己發明的元素命名為‘釙’，以紀念自己的祖國波蘭。這是一位非常偉大的女性。”任繼愈這樣評價他心底裏的兩位“明星”。
一次“小長征”
1934年，中學畢業的任繼愈考上了北京大學哲學係，研究西方哲學，可謂順利。唯一讓他感到略微不安的，是不知道自己讀完哲學以後，應該找一份什麼樣的工作。因為，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讀哲學是很難找到一份合適的職業的。
可能是年輕，慢慢地，他也就不怎麼把找工作的事放在心上了。但對於其他進入北大哲學係的學生來說，讀哲學怎麼盤算都是前途渺茫，於是半途就“打道回府”了。任繼愈說：“當時進哲學係的一共有十幾個人，最後隻剩下3人，我便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