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國難當頭，象牙塔內也不可能風平浪靜。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北大、清華、南開3所高校奉當時教育部之命，南遷到湖南長沙，成立國立長沙臨時大學；在長沙開學半年之後，因南京失守，又奉命遷往雲南蒙自，繼而昆明，成立西南聯合大學。
正在哲學係讀四年級的任繼愈，報名參加了由長沙出發步行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團”。200多名師生在經過體檢、填寫誌願書、打防疫針等一係列程序之後，開始了這次“小長征”。此次旅程曆經60餘天、3000多裏路。從未走過遠路的任繼愈，像不少同學一樣，開始幾天腳上磨出了血泡，走得很辛苦。很多同學和老師爬山時，經常還要借助木棍或竹竿等做的臨時手杖。但當腳上磨出繭子以後，就輕鬆了。
任繼愈在回憶錄裏說，湖南西部的風景自是美不勝收，還不乏新奇的發現；沿途有紅軍長征留下的標語，有徐霞客留下的詩篇。學美術出身的聞一多教授，隨身帶著畫筆，一路上寫生。
盡管步行艱苦、風餐露宿，湘西一帶還經常有土匪出沒（所幸的土匪看他們是清苦的知識分子，也並不為難他們），但這次旅行對於任繼愈來講，卻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理想和態度。中國農村的荒涼破敗、農民的貧窮困苦，強烈地敲擊著這位年輕學子的心：“最底層的人民承受著戰爭的苦難，卻依然堅貞不屈。中華民族有非常堅定的信仰，有很強的凝聚力。是什麼樣的力量在支持她？我開始思考這個問題。”
他在《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一文中寫道：“作為一個中國哲學史的研究者，不了解中國的農民，不懂得他們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國的社會；不懂得中國的農民、中國的農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國的曆史。”於是，任繼愈開始思考，自己的人生理想應如何與眼前的農村現實發生關係。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他從研究西洋哲學轉而研究中國的傳統文化與傳統哲學。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這腳步從未停止過。
國立西南聯大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組成，位於抗戰大後方，聚集了中國一批知識精英，學術氣氛濃厚。當時西南聯大條件雖差，但很溫馨。任繼愈讀研究生時，師生共處在一棟三層樓的宿舍裏，天天見麵，朝夕相處。
聯大生活最讓任繼愈懷念的，是學校風氣比較開放，民主氣氛濃厚。每天晚上都有學生組織的各種學術報告，講文學、講政治等，還有話劇團、詩朗誦。“很多從國外歸來的各界人士都經過昆明，在此講學。徐悲鴻曾經在西南聯大講過他的俄國之行，杜聿明將軍講在緬甸攻克密支那城消滅日軍的經過，也有一些外國教授如牛津大學的道濟教授來這裏介紹牛津。學生們在正規的課程以外，不斷吸收書本以外的知識，開闊視野。”濃厚的學術氛圍，為任繼愈以後的學術研究和知識結構的拓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名家小傳】
任繼愈（1916—2009），字又之，山東平原人。著名哲學專家，致力於用唯物史觀研究中國佛教史和中國哲學史。
1934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係，1938年畢業。1939年考取西南聯大北大文科研究所第一批研究生，師從湯用彤和賀麟教授，攻讀中國哲學史和佛教史。1941年畢業，獲碩士學位。
1942—1964年在北大哲學係任教，曆任講師、副教授、教授，先後講授“中國哲學史”、“宋明理學”、“中國哲學問題”、“朱子哲學”、“華嚴宗研究”、“佛教著作選讀”、“隋唐佛教”和“邏輯學”等課程；並在北京師範大學擔任“中國哲學史”課程。1955—1966年擔任《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編輯。1956年起兼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為新中國培養了第一批副博士研究生。
1964年負責籌建國家第一個宗教研究機構——中國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所長。1978年起招收宗教學碩士生、博士生。1985年起與北大合作培養宗教學本科生，為國家培養了大批宗教學研究人才。曾多次在國外講學並進行學術訪問。1987—2005年任國家圖書館館長，王羲之藝術研究院學術顧問。1999年當選為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2009年7月11日在北京醫院逝世。
王利器在四川大學、北京大學文科所：師教生學，名家高徒
王利器是標準的民國大學教育體製培養起來的學者，是20世紀中國學術界的巨匠。他曾在四川大學跟隨眾多名師學習；後作為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接受了正統的學術研究的培養與訓練，並正式走上治學之路。他一生留下了40多種享譽中外的專著。他整理、校勘出版的中國文獻古籍，總字數逾2000萬，海內外傳媒稱其為“兩千萬富翁”。
一副對聯獲名聲
王利器出生在四川江津（今屬重慶）的一個富裕家庭中。父親王章可是前清官員，參加過四川保路運動和反對洋教活動，一身正氣，在鄉裏頗有威望。老人家性喜讀書，在家裏購置了不少書籍，如用有光紙印刷的洋版書，如赫胥黎的《天演論》等；用毛邊紙印刷的土版書，如梁啟超的《飲冰室文集》、鍾雲舫的《振振堂集》等。王利器從小就在父親的藏書樓裏遊玩、嬉戲，耳濡目染之下，不僅激發了一生不懈的讀書心，也培養出高過同輩的不凡手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