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飲酒敗倭寇”
王鍾翰年輕時酒量極好，有過“飲酒敗倭寇”的一席佳話。
1937年，王鍾翰還是燕大曆史係一名學生，因為給學校做些雜事，有些收入，所以隔三差五就請一些同學好友進酒館“改善夥食”。久而久之，他酒量大的名聲在燕大傳開了。
當時太平洋戰爭還未爆發，日本憲兵隊隊長華田礙於燕大校長司徒雷登的麵子，無法明目張膽進校搜查抗日學生，但也經常找各種理由到燕大滋事。
一次，華田要與燕大教職員工鬥酒。王鍾翰被同學老師推薦為代表，慷慨應戰。10瓶啤酒過後，華田已醉倒在酒桌底下，王鍾翰卻沒有絲毫醉意。周圍旁觀的師長同學興奮不已，連聲喝彩。很快，一家報紙以“王鍾翰怒鬥倭寇”為題報道了此事。
談及70年前這件往事，王鍾翰繪聲繪色，得意之情溢於言表：“那個年代，我們都是熱血青年，但在學校讀書，不能拿槍打仗，內心很沮喪。有機會煞一煞日本人的囂張氣焰，雖然行為近乎滑稽，但到底一吐多年心中鬱積。後來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人把十幾輛卡車開進燕大，抓走了許多抗日學生。可是一連兩次也沒抓我，不知道是不是華田不好意思再見我了。”
王鍾翰用玩笑的口氣，輕鬆地講述著過去，如同與己無關的故事。但稍微熟悉那段曆史的聽者，都能想象當時的緊張氣氛。
“平日裏我雖好酒，但很少與人拚鬥，因為牛飲鬥酒乃野人所為，自為儒雅長者不取。”這是王鍾翰一直保持的原則——喝酒要有度，不能當酒徒。這種良好的酒德，得益於他在燕大的幾位恩師。“當時的燕大裏，住著幾位外國老太太。每個周五晚上，她們都去臨湖軒跟司徒雷登聊天，向司徒雷登彙報一些學校裏的‘小道消息’。有一次，我喝醉了酒，過馬路時摔倒在馬路邊，被那幾個老太太看到了。她們添油加醋地跟司徒雷登打小報告，並提議取消我的獎學金。司徒雷登就找到我的老師洪業先生。洪先生說：‘這好辦，王鍾翰最聽鄧之誠的話，我告訴鄧先生，讓鄧先生處理他。’鄧先生聽到這件事，打電話到我的宿舍裏，讓我去他家裏。我‘嗯’了一聲，並不說話，心想這下要挨批了。結果到鄧先生家，他在桌子上準備了一小杯白幹，1兩不到，問我：‘你昨天喝酒啦？那再喝一杯！’然後說：‘你如果想喝酒，我家裏有的是，你隨時都可以來喝酒嘛！’意思就是告訴我，在外麵喝酒要有度。我喝完那杯酒，鄧先生說：‘好了，你回去吧’，其他隻字不提。”從那以後，王鍾翰同樣嗜酒，但是再未影響過他的工作和生活。
揭開清史的麵紗
王鍾翰以治清史名世。他24歲時發表的第一篇學術文章《辨紀曉嵐手寫四庫簡明目錄》，刊於1937年4月23日天津《大公報·史地周刊》。
他回憶說：“1936年，中國營造學社印行《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認為那是清代大儒紀曉嵐的手跡。我的老師洪業先生看了後，感覺從字體及印文上看，並非紀曉嵐之作。我也有同感。所以洪先生讓我寫一篇文章‘辨別’。我按照洪先生的思路，拿印行的《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與紀曉嵐審定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逐字對照，發現疑點竟多達100多處。我將這些發現一一整理成文，洪先生把文章推薦給《大公報》發表。我記得稿費是27元，算是很高了。我很高興，就請同學吃一頓。後來，我把文章拿給另一位老師鄧之誠看，希望鄧先生說幾句好話。結果被潑了冷水，鄧先生說：‘寫那麼長幹什麼，幾百字就完了嘛。找幾條夠硬的材料就行了，幹什麼寫兩三千字啊？’”
王鍾翰選擇清史研究，與20世紀30年代的國家命運密切相關：“那時我正讀高中，‘九一八’事變對我的震動特別大。我再也不能平靜地坐在教室聽講了，很想學古人投筆從戎，但無人引薦，終是救亡有心、報國無門。後來我決心研究清史，與此時的思想不無關係。”
日本從明治維新起，就重視對中國東北地區的研究。有一派人為給日本的侵略行徑開脫，認為東北不是中國領土。這就促使我國的史學工作者要加強對東北曆史的研究，向世人昭示真相。就是從那時開始，王鍾翰與清史研究結下了一輩子的緣分。
王鍾翰的清史研究始於燕大。在那裏，他有幸遇到洪業、鄧之誠、顧頡剛等名師，並形成不囿於成說、在史料基礎上不斷出新，自覺運用辯證唯物主義、曆史唯物主義指導曆史研究的學術特征。
讀研究生一年級時，由於抗戰形勢多變，洪業先生擔心王鍾翰的學業會被戰亂所耽擱，建議他盡早完成畢業論文。王鍾翰隻好將論文內容集中在幾個問題上，日夜伏案，終於提前1年趕製了一篇10餘萬字的論文，但自覺不如意。在答辯會上，洪業先生和其他導師卻讚歎不已：“單憑你搜羅的這兩摞1米多高的新史料，已經足夠獲得學士學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