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煨蓮師認為，欲治中國史學，必當以西學為參照；隻有眼界開闊，中西對比，方能獲得真知。否則，作繭自縛，閉門造車，終究難成大事。故而成立哈佛－燕京學社，使推薦眾弟子先後赴哈佛大學深造成為製度，讓他們有機會開闊思路、獲取新知。眾弟子亦不負師恩，皆刻苦自勵；學成歸國後，在各自的領域裏多有建樹，成為當代史家陣營中璀璨的群星。就此可以想見，煨蓮師雖年方而立，卻胸懷寬闊，抱負非凡，立誌高遠，大有“學術戰略家”的氣度。
王鍾翰又回憶道：“煨蓮師乃當時新派人物，身材頎長，風度瀟灑；西裝革履，氣宇軒昂；口銜煙鬥，不怒而威。每當初次與某學生談話，必先英語，語速極快；繼而國語，引經據典。輒致聞者滿頭大汗，不知如何應對。其實，待熟悉之後，便可體會到煨蓮師極其平易近人。我因選煨蓮師以英文所授諸課程，被其才學所折服。繼而出入其門，得教誨尤多。煨蓮師亦視我為可造之才，因而垂愛有加。我史學之根柢雖承之於文如師（即鄧之誠）；而真正走上清史研究之路，卻是受煨蓮師指導。本人之處女作《辯紀曉嵐手書簡明目錄》，即是由煨蓮師提供史料、啟發思路，甚至題目亦是煨蓮師所出。待完成後，又推薦至 《大公報》，終使拙文得以發表。這對我建立起研究清史之信心與興趣，影響極大。”
王鍾翰回憶說，1935年秋他升入大學二年級，選修了洪煨蓮先生的“曆史研究法”和“遠東史”兩門課。洪先生身材頎長，風度翩翩，講課時一麵吸著煙鬥，一麵侃侃而談，聽他的課就如同欣賞一位藝術大師的表演。1935年12月9日，北京爆發“一二·九”學生運動，燕大因此停課2月。在1936年春季開學的第一堂“曆史研究法”課堂上，王鍾翰的心靈經受了一次空前的震動。
記得當時上課鈴聲響過了幾分鍾後，洪先生才匆匆走進課堂。他一下子坐在講桌上，拚命吸著煙鬥，一言不發。突然，洪先生拍案而起，憤然說道：“同學們，現在日本人侵略我們，國家已經危在旦夕了，我們讀書人要用筆杆子和日本人一爭高下！日本人狂得很，說世界漢學的中心從來就不在中國，先是在英國，後來在法國，現在是在日本。我們一定要爭口氣，把漢學中心搶回我們北京來！”聽到這些，學生們才明白，在先生那麼瀟灑的風度下，竟然蘊藏著如此熾烈的愛國情感。同學們也都憤然不已，表示一定要努力學習來報效國家。這是王鍾翰一生中最難忘的一堂課。
鄧之誠先生乃中國現代史壇令人景仰的大師，以家世顯赫、天資絕倫、功力深厚、誌趣古雅、氣節高尚，堪稱一代奇人。他雖文弱書生，然俠肝義但，豪邁不羈。鹹有濟世之心，抱淩雲之誌。後來退出政壇，專誌於學術。先後受聘於北大與燕大，任曆史係教授。其時雖年方不惑，卻頗顯老成，終年著一襲藍布長衫，手執黎杖，不苟言笑。學生皆呼之“鄧老頭”，鄧之誠先生亦欣然領受。唯授課之時，從不用講稿，或慷慨陳詞，如數家珍；或奮筆疾書，字有法度。眾學生心悅誠服，以聽其授課、睹其風采為莫大享受。
王鍾翰對鄧之誠先生的才學、人品心悅誠服，故而望門投止。鄧之誠亦激賞王先生的勤奮好學，師生情義與日俱增。鄧之誠著述素以行文酣暢、文采飛揚著稱於世，時人有“文曲星”之目；且工詩賦，喜收藏，通金石，擅篆刻，有古名士風。王鍾翰則刻意模仿鄧之誠的行文風格，每有習作，必呈請批閱。鄧之誠亦逐字潤色，多予指點。
王鍾翰後來回憶說：“文如師時常訓誡：‘做人之道首要在誠實，任何情況下皆應講實話，做學問亦複如此。’我討教做學問之門徑，文如師囑我：‘有兩部書須反複研讀，一曰《日知錄》，一曰《資治通鑒》。這兩部書讀好了，你會終生受益。’我當時尚不明此言之道理，久之方悟出個中奧妙。兩書共同之處有二：一是經世致用，一是治學嚴謹。而這兩種精神，正是中國史學優良傳統的精華。於是我便將其作為日後治學之圭臬。文如師囑我要‘惜墨如金’，方謂自重。我銘記於心。進而仿文如師風格，以文言寫作論文。先生稍加潤色，雖不敢自誇洗練，但總求字斟句酌，不墜空談，頗得讀者謬愛。飲水思源，皆文如師教誨之功也。”程門立雪之敬、桃李報春之真情溢於言表。
鄧之誠在燕大擔任“中國通史”、“秦漢史”、“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和“明清史”幾門課程。第一年，王鍾翰主修了鄧先生的中國通史課。但隻是在課堂上聽講，並沒有獲得當麵向鄧先生問學的機會。後來因為一位湖南老鄉的引薦，他才得以上門拜謁仰慕已久的鄧先生。鄧先生很鄭重地告誡他，做人首先要誠實，做學問亦是如此。在王鍾翰從事曆史學研究的60多年裏，他越來越體會到了鄧先生的苦心。
王鍾翰後來回憶說，他所崇敬的各位師長和學者，盡管他們學問各有專攻、生活觀念也不盡相同，但有一點卻是相同的：那就是在國難當頭的時候，他們都有著強烈的民族憂患意識，並以此支配他們的學術探索，這種感召力也影響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