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初，張中行還沒離開北大的時候，忽然聽說黃晦聞先生去世了，依舊法算才64歲，超過花甲一點點。當時張覺得很遺憾，原因是他看來一直很康強，身體魁梧，精神充沛，忽而作古，難免有老成容易凋謝的悲傷。還有個較小的原因，黃先生在學校以善書名，本係同學差不多都求他寫點什麼，作為紀念。他態度嚴正，對學生卻和氣，總是有求必應。本來張早想也求他寫點什麼，因為覺得早點晚點沒關係，還沒說。不想這一拖延就錯過機會，所謂“交臂失之”了。
黃先生名節，字晦聞，是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係的老教授。他早年在南方活動，有不少可傳的事跡，如與章太炎等創立國學保存會，印行反清或發揚民族正氣的罕見著作，參加南社，用詩歌鼓吹革命，與孫中山先生合作，任廣東省教育廳長等。他舊學很精，在北大任課，主要講詩，編有多種講義，如《詩旨纂辭》、《變雅》、《漢魏樂府風箋》、《曹子建詩注》、《阮步兵詩注》、《謝康樂詩注》等，都可以算是名山之作。詩寫得很好，時時寓有感時傷世之痛。所以張爾田（孟劬）把他比作元遺山和顧亭林。
黃先生的課，張中行聽過2年，先是講顧亭林詩，後是講《詩經》。他雖然比較年高，卻總是站得筆直地講。講顧亭林詩是剛剛“九一八”之後，他常常是講完字麵意思之後，用一些話闡明顧亭林的感憤和用心，也就是亡國之痛和憂民之心。張清楚記得是講《海上》4首七律的第二首，其中第二聯“名王白馬江東去，故國降幡海上來”，他一麵念一麵慨歎，仿佛要陪著顧亭林也痛哭流涕。大家自然都領會，他口中是說明朝，心中是想現在，所以都為他的悲憤而深深感動。
這中間還出現過一次小誤會。是有一次，上課不久，黃先生正說得很感慨的時候，有個同學站起來，走出去了。黃先生立刻停住，不說話了。同學們都望著他，他麵色沉鬱，像是想什麼。沉默了一會，他說，同學會這樣，使他很痛心。接著問同學：“你們知道我為什麼講顧亭林詩嗎？”沒人答話。他接著說，是看到國家危在旦夕，借講顧亭林，激發同學們的憂國憂民之心，“不想竟有人不理解！”
他大概還想往下說，一個同學站起來說：“黃先生，您誤會了。那個同學是患痢疾，本來應該休息，因為不願意耽誤您的課，掙紮著來了。”說到這裏，黃先生像是很感傷，我親眼看見他眼有些濕潤，點點頭，又講下去了。
就這樣，他滿懷悲憤，沒看到盧溝橋事變之後的情況，也沒看到敵人投降，就去世了。
馬幼漁先生
上世紀30年代初，張中行考入北京大學，選定念中國語言文學係，馬幼漁先生是係主任。張中行聽過他1年課，講的是文字學中的音韻部分。馬先生雖然是寧波人，風範卻沒有一點精幹善於撥算盤珠的樣子；口才也不見佳，因而講課的效果是平庸沉悶，甚至使人思睡。總之是，因為看不出他在學術以及行事方麵有什麼突出之點，同學們對他總是毫無懼意，甚至缺乏敬意。
他早年在日本，也是聽過章太炎先生講學的，因而以太炎先生為引線。關於馬先生就有個頗為不好聽的評語，是某某人得其（代太炎先生）什麼，某某人得其什麼；馬先生列在最後，是得其糊塗。
說糊塗，是近於開玩笑，難免過分；在一般人心目中，馬先生不過是好好先生而已。好好先生有可取和不可取的兩麵：可取的是不傷人，不可取的是不辦事。不辦事而能多年充當係主任，這或者正是北大容忍精神的一種表現吧。不過無論如何，他總是係主任，依照帥比將高的慣例，他就不能不出名。
出名還有另外的原因。其一是有幾個弟弟，其中兩位在學術界還相當有名：一位是馬叔平（衡），金石學家，寫過《石鼓文為秦刻石考》，受到門內漢的讚許，後出任故宮博物院院長；一位是馬隅卿（廉），有大成就的小說學家。其二是有一位賢內助。怎麼個賢法，家門之外的人自然不得詳知。；馬先生有時似乎願意泄漏一點消息，於是曾因此而受到女學生的嘲弄。其三，就是這位賢內助生了個赫赫有名的女兒，名馬玨，考入北大政治係；張中行在校時期，全校學生公推其為校花。校花，閨門待字，其在男學生群裏的地位、印象以及白日之夢等可不言而喻，這且不管；馬先生卻因此而受到株連，這也不是什麼過大的傷害；隻是間或，當然是背地裏，被戲呼為老丈人。
這好好先生的印象，又不隻是在學生群裏。大概1933年暑期吧，整頓之風吹來，觸及中文係（當時簡稱國文係）的也頗有一些，其大者是胡適之以文學院院長之顯位兼中文係主任；稍次是去教師之不稱職者，開刀祭旗的人物是林公鐸。馬先生退為隻算教授了，後來像是也不再講什麼課，總之是名存實亡了。
在校時期，多數人心目中的馬先生不過如此。這印象即使夠不上大錯，也總是模糊。到30年代末，北京淪陷了，馬先生因為年近花甲，沒有隨著學校遷往昆明。他原來住在景山西街（舊名西板橋），也許為了隱姓埋名，便遷到王府井大街大阮府胡同。其時張中行和同係同學李君也住在北京，因為寂寞，很懷念舊日的師友，而師友星散，所以有時就到馬先生那裏去坐坐。他們發現，馬先生也很寂寞，更懷念紅樓中的相識。於是漸漸，他們就把到馬先生那裏去當作後輩的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