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日久天長，張中行才明白，在校時期對馬先生的認識其實並不對。他通達，識大體，以忠恕之道待人，並非庸庸碌碌。舊日有些印象像是沾點邊，也是似是而非。比如好好先生，這是大家把他的寬厚看作了無原則的遷就。其實，他律己很嚴，對人的遷就也僅限於禮讓。
在這方麵，可記的事情頗不少，隨便舉一些。還是任係主任時候，他家的某個年輕人報考北大，有一次，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在馬先生麵前自言自語地說：“不知道今年國文會出哪類題。”馬先生大怒，罵道：“你是混蛋！想叫我告訴你考題嗎？”又有一次，同學李君請馬先生寫些字，留作紀念。馬先生沉吟了一會，不好意思地說：“真對不起，現在國土淪陷，我忍辱偷生，絕不能寫什麼。將來國土光複，我一定報答你，叫我寫什麼我寫什麼，叫我寫多少我寫多少。”馬先生可謂言行一致。北大遷走了，他借賢內助善於理財之助，據說生活沒有困難，於是閉門讀書，幾年中不僅不入朝市，而且永遠不出大門。
他愛國，有時愛到近於有宗教的感情。他相信中國最終一定勝利，而且時間不會很久。張中行等人每次去，他見麵第一句話總是問：“聽到什麼好消息了嗎？”為安慰老人，大家總是把消息挑選一下；用現在流行的話說是報喜不報憂。
他們確是有個憂，因馬先生有個羊角瘋的病根，幾年反複一次；而且，據說一次比一次重，不久之後會不會有意外呢？大概堅挺到1944年之尾或下年之初，張中行有些日子沒去了，忽然傳來消息，說馬先生得病，很快就會作古。遺憾的是，他朝夕盼望勝利到來，可7年多過去了，終於沒有看到就去世了。
熊十力先生
張中行最初見到熊先生，是在30年代初期。他在北大講佛學，課程的名字是“新唯識論”。選這門課的人很少。張中行去旁聽過幾次，覺得莫測高深，後來就不去了。交往多是40年代後期，他由昆明回來，住在北大紅樓後麵。張中行正編一種佛學期刊，請他寫文章，他寫了連載的《讀智論抄》。
熊十力先生早年參加過革命，後來不知由於什麼原因，竟反班定遠（超）之道而行，投戎從筆，到南京歐陽竟無大師那裏去學佛學。治學，也像他的為人一樣，堅於信而篤於行，於是寫了《新唯識論》。“唯識”前加個“新”字，自己取義是精益求精；可是由信士看來卻是修正主義，用佛門的話說是“外道”。於是有人作《破新唯識論》而攻之。熊先生不是示弱人物，於是作《破破新唯識論》而答之。
對於熊先生的治學態度、成就，張中行非常欽佩。但他也指出熊先生論學過於認真，容易走極端的一麵。熊先生自信心很強，簡直近於頑固，在學術上決不對任何人讓步。寫《破破新唯識論》的事，上麵已經說過。還可以舉一件有意思的。
40年代晚期，廢名（馮文炳）也住在紅樓後麵。這位先生本來是搞新文學的，後來迷上哲學，尤其是佛學。熊先生是黃岡人，馮是黃梅人，都是湖北佬，如果合唱，就可以稱為“二黃”。他們都治佛學，又都相信自己最正確；可是所信不同，於是而有二道橋（熊先生30年代的一個寓所，在地安門內稍東）互不相下，至於動手的故事。熊先生說自己的意見最對，凡是不同的都是錯誤的。馮先生答：“我的意見正確，是代表佛，你不同意就是反對佛。”真可謂“妙不可言”。
馬敘倫先生
馬敘倫先生，原字彝初，後寫夷初，杭州人。生於清光緒十年（1884），比魯迅先生小3歲。解放後曾任教育部長。60年代患病，神誌不清，靠護理及藥物活了相當長的時期，70年代逝世。
30年代初張中行上北京大學，聽了馬先生1年的課，講的是宋明理學。講什麼內容，給張中行的印象並不深；隻記得他是中上等身材，偏於瘦，麵長而蒼老，態度嚴肅，總是穿藍青色緞袍，團花，閃閃發光，坐著講，完全是舊日書院山長的風度。
馬先生是哲學係教授，在學校似乎是多講《莊子》，著有《莊子義證》一書。他通舊學的各個方麵，文章和詩詞都寫得不壞。更高的是書法；雖然名聲不像沈尹默那樣大，張中行覺得，與沈相比，風華像是差一些，至於筋骨內斂，也許要占上風。他同馬先生沒有個人交往，可是張中行認為，在北京大學的老一輩裏，論人品、學識，馬先生有不少方麵是令人難及的。
章太炎先生
提起章太炎先生，張中行總是先想到他的怪，而不是先想到他的學問。在多種怪之中，最突出的是“自知”與“他知”的迥然不同。這種情況也是古已有之，比如明朝的徐文長，提起青藤山人的畫，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愛；可是他自己評論，卻是字（書法）第一，詩第二，畫第三。這就難免使人生疑。章太炎先生就更甚，說自己最高的是醫道；這不隻使人生疑，簡直使人發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