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以後，黃侃任教於南京中央大學，綽號為“三不來教授”，即“下雨不來，降雪不來，刮風不來”。這是他與校方的約定，真夠牛氣的。每逢老天爺欲雨未雨、欲雪未雪之時，學生便猜測黃老師會不會來上課。有人戲言“今天天氣黃不到”，往往是戲言成真。
黃侃講課，總是信馬由韁。未入門者，不得要領；已入門者，則覺勝義紛呈。他治學，貴發明，不貴發現；因此聽其講學，常有新鮮感。馮友蘭在《三鬆堂自述》中提及黃侃，說是：“黃侃善於念書、念文章，他講完一篇文章或一首詩，就高聲念一遍，聽起來抑揚頓挫，很好聽。他念的時候，下麵的觀眾都高聲跟著念，當時稱為‘黃調’。當時的宿舍裏，到晚上各處都可以聽到‘黃調’。”黃調與《廣韻》吻合，不差毫厘，自是古味十足。
程千帆在他的回憶錄《桑榆憶往》裏記載，聽古文字大師黃侃的課，黃侃先生的性格暴躁、狂放不羈是人所共知的。他講的最後一堂課是《詩經》，根本沒有什麼教學方案，興之所致，隨意發揮。對此，初學者往往不著邊際，但入其門者則覺得深受教益。程千帆後來回想起來，覺得最吃虧的，就是對整個國學缺乏全麵占有的欲望。對於黃侃先生的課，他感覺聲韻學比較幹枯，很難學，就不選；隻選了有興趣的課，像《文心雕龍》之類。
胡小石先生的語言藝術是驚人的。他能很自然地將複雜的問題用簡單明了的話表達出來，由淺入深，使人無不通曉。程千帆在上學的時候，有一天與同學們到胡小石先生家裏去請教。胡先生正在讀唐詩，讀的是柳宗元的《酬曹侍禦過象縣見寄》：“破額山前碧玉流，騷人遙駐木蘭舟。春風無限瀟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講著講著，拿著書唱起來，念了一遍又一遍，總有五六遍，把書一摔，說，你們走吧，我什麼都告訴你們了。
瞿安先生講授《長生殿》傳奇斠律，便都是自己研究多年的獨得之秘；由於學生的請求，就毫無保留地傳授給了大家。這種精神，使程千帆終身奉為圭臬，對學生絲毫不敢藏私。瞿安先生的學問很有意思，他最早專門研究戲劇，後來研究散曲。他是一個大師，雖然他本人隻在曲方麵比較全麵，但是他的散曲研究傳給了盧冀野、任二北，曲律研究傳給了蔡瑩、王玉章，對詞的研究傳給了唐圭璋，南戲研究傳給了錢南揚。然後，任二北先生往唐朝發展，也有的往後發展。如錢南揚先生研究宋、元以後，除南戲以外，笑話、謎語都研究。
程千帆在金大的得益處，也不完全來自於大師。有一位曆史係的講師陳登原先生，研究文化史，他的閱讀麵非常之廣，他寫的《中國文化史》、《國史舊聞》都是非常博洽。程千帆喜歡博覽群書，無論懂不懂、無論是否自己所需要的，都想看看。這就是從陳先生那兒學來的。當時別人並不重視他，但是程千帆在陳先生那裏得到了很大的好處。
1936年，程千帆從金陵大學畢業之後，即去金陵中學教書。臨行前，他去請劉國鈞先生贈言。劉先生說：“隻告訴你一條——你肯定會有講錯的地方。什麼時候發現了什麼時候告訴學生，說‘我講錯了’。”這句話，此後一直成為程千帆為人師表的“座右銘”。
去中央大學旁聽
諸位先生各有專長，程千帆耳濡目染、枵腹日充。而因求知心切，又曾向不在金大任教、或雖任教而不曾講授某項課程的先生們請教。
程千帆是金陵大學的學生，但中央大學老師的課他也常跑去聽，因為那個時候是鼓勵旁聽的。他曾向林公鐸（損）先生請教過諸子學，向汪旭初（東）、王曉湘（易）兩先生請教過詩詞。汪辟疆先生精於目錄學和詩學，雖在金大兼過課，但沒有開設這方麵的課程，他也常常帶著問題，前去請教。
中大的管理很鬆。那時找到一個同鄉，就可以躲在該生的宿舍裏，費用也不交，就這樣讀4年。像佘雪曼先生，就完全是在中大偷聽出來的。他口齒很好，字也不錯，還會畫畫；後來在南洋大學教書，再後來到香港辦了個雪曼藝文院。像這樣的人與情況，以前舊社會中就可以產生。
但是金陵大學不一樣，有秩序，辦事有條理，不像國立大學那樣隨隨便便、紀律散漫。從整個金陵大學的學風，不隻是國學的，而是整個的對待學問的態度。教會學校的那種嚴格，對程千帆大有益處。
艱難中念完大學
程千帆回憶：“我在進金大之前，幾乎沒有接觸過什麼白話文。這時我開始大量閱讀白話文，很多時間在圖書館裏看雜誌。看整本的白話書倒不多，但雜誌看得較多，差不多每一期的《清華學報》、《燕京學報》都看。另外，凡是遇到論戰我都很注意，比如中國社會史的論戰。到現在為止，托洛茨基的那些理論我還是不懂。不懂歸不懂，當時吃下去再說，拿卡片記下來。
“還有呢，就是練習寫。最初的白話文寫作是學做新詩，現在還留了一本小詩集在那兒。當時練習寫作，跟窮困也有關係。在報紙的副刊上寫小文章，5毛錢一千字，1塊錢就不錯了。如果有3塊錢一千字的文章，4千字發表了，12塊錢，差不多一個半月的夥食費都解決了。因為那個時候6塊錢就可以吃一個月飯；如果是8塊錢呢，一菜一湯還帶一點肉。我是個很窮的學生，全靠自己奮鬥出來。我那個時候能寫各式各樣的文章，隻要報刊需要我就寫，1個月有個5－6塊錢，最好有個10塊錢，就能夠過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