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雪岩看來，既然目的就是一個“錢”字，那麼商人就應該合理競爭。西方列強，他們的政府是支持商人的，別人提倡商富則國富，而在中國，政府依賴的是農業，對商人則大肆征稅，結果商業的發展困難重重，也影響到政府的收入。但政府並沒認識到這個問題，傳統的儒家思想以言商為恥，縱然官吏們上任後主要的任務不是守土安民，而是刮地皮，然而他們在表麵總是視錢財如糞土。
顯然，要想清政府主動改變對商業輕視的做法是不可能的，因而，商人們應自己聯合起來，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商業力量，改變以前隻是分散的個體，同洋人們個別打交道的做法，憑個別的商貿行為不但無法影響政府，而且在對外貿易中，也是處於劣勢的。
很快，胡雪岩的策略就奏效了，洋人在中國的生意總是樂意同胡雪岩聯係。他們在對清朝政府的文件中，通常提到胡雪岩這個人，從而引起了清政府的關注，引起清朝的一些高官的注意。
在晚清，中國曆史上出現了三個赫赫有名的人物，他們分別是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他們都是從平定太平天國運動起家的，但他們的事跡卻不隻在於此。
曾國藩在同太平天國的戰爭中，購買了西方大量的軍火，外國的先進軍事技術在這場戰爭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也影響到這些人的思維。在戰爭的後期，這些中興大臣開始在行動上有了重大改變，他們派出人員去西方學習，用西方的先進技術來改變中國貧困落後的麵貌，當然，他們身為朝廷的高官，是不會親自同外國人打交道的，他們希望通過一些中間力量來實行他們的主張。
在晚清三大重臣之中，胡氏的命運與左宗棠關係最為密切。甚至可以說，左宗棠晚年最驕人的事跡中有著胡雪岩極大的功績。
與胡雪岩關係密切的左宗棠在道光末年就讀過魏源所著的用來介紹世界曆史、地理、政治、宗教和科技的《海國圖誌》，他對魏源“師夷之長技以製夷”的主張十分推崇。在以後的仕宦生涯中，左宗棠了解到泰西棄虛務實、製作精妙，就更加迫切地希望把魏源的主張付諸行動，他曾呼籲：“中土智慧豈遜西人，如果留心仿造，自然愈推愈精。竟十年以後，彼人所恃以傲我者，我亦有以應之矣。”流露出學習西方、自強禦侮的熱望。
辦洋務在當時的中國是非常之舉，急需諳通華洋事務的人才，於是左宗棠又要借助以幫助他平定太平軍起家、與洋人有來往而又辦事精幹的胡雪岩了。
胡雪岩資助左宗棠創辦的洋務事業，主要有以下幾方麵：
一是福州船政局。福州船政局比1867年（同治六年）李鴻章在上海辦的江南造船所還早一年，是中國第一家新式造船企業，也是當時中國最大的船舶修造廠。盡管與外國相比，在造船技術上還存在很大的差距，但它具有開風氣之先河的意義。
二是甘肅織呢總局。甘肅織呢總局比李鴻章的上海機器織布局還要早，是我國第一個機製國貨工廠，也是洋務運動中最早的一家官辦輕工企業。
三是開鑿涇河。1877年（光緒三年），西北大旱，左宗棠用以工代賑的辦法挖掘涇河。他之前聽人說起外國有開河機器，就叫上海采辦轉運委員胡雪岩去訪察。胡雪岩向德國購買了一套，並雇了幾位德國技師。1880年（光緒六年）的秋天，機器連人都到達涇源工地，先開了一條長200裏的正渠。因為渠底布滿堅石，人力施工難度很大。為了把渠加得寬些、挖得深些，也為了加快工程進展，德國技師主張再買開石機器。胡雪岩又受左宗棠的委托，添購開石機。雖然機器辦來以後的工程情況因無記載而不得知，但胡雪岩幫助左宗棠引進機器，在古樸荒涼的西北高原用西洋新式機器開河鑿渠，可算是個創舉。
左宗棠所辦的洋務事業在抵製外國侵略者、開發大西北方麵發揮了積極的作用。這裏麵有著胡雪岩的一份重大的功勞。左在給胡雪岩的一封信中談到船政局事宜時讚頌胡“閣下創議之功偉矣”。因為在舉辦洋務新政上態度統一，兩人還鴻雁頻傳，交流思想，如左宗棠在給胡雪碧的一封信中說過：“中國槍炮日新月異，泰西諸幫斷難挾其長以傲我耳。”
作為一個商人，胡雪岩在辦公事的時候，當然不會忘了角逐營利。1866年（同治五年），左宗棠在奏設福州船政局時就曾說過：引進外國機器，開辦造船廠，是破天荒的事，機器好壞也難以辨認，所以托人購覓時，要“寬給其值，但求其良”。這個“寬給其值”就給經手采辦的人留下了價格上的“虛頭”。胡雪岩在經辦洋務中究竟得了多少“回扣”，雖然無從推算，但他公私兼營，使自己的私囊在這個時候急劇膨脹起來卻是事實。不過，他幫助左宗棠舉辦洋務這個行動還是值得肯定的。
在這一點上，胡雪岩的這種經營理念與思路，頗值得我們當代的商人借鑒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