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洋人做生意，兩種態度完全不能要：一則以洋人為野蠻人，茹毛飲血，未經開化。一則見洋人則腿軟骨酥，稱之為父母大人，拿這兩種態度來辦洋務，怎有不喪權辱國的道理？
——胡雪岩
一個國家、民族要實現現代化，就必須不斷地吸納世界各國的優秀先進的文明成果。一個人的事業也是如此。胡雪岩的成功之舉也在於順應了此理。在當時落後的中國，“洋務”是西方先進的東西。胡雪岩能在商人與國家的兩重角度看到其先進性，進而“盡竭力，協理洋務”，“假借洋人之用”。這一點胡雪岩又是超越其他人的一個重要原因。從這一個角度來看，其通常的經營理念應是：隻有不斷大膽借鑒，不斷創新，才能經營獲勝。
中國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在很長一段時期內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加上自然經濟使中國“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這使封建統治者養成妄自尊大的心理，把外國貶稱為“夷”，稱外國人為“夷人”。
但是，跨入19世紀以後，中西方文化差距越來越大。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過工業革命國勢日強，而中國處於封建末世，可悲的是統治者依然昧於時勢，沉迷於“天朝上國”的迷夢。隻是經過兩次鴉片戰爭的創傷，麵對數千年來未曾有過的變局，才開始明白傲慢不足拒堅船，清議不能抗利炮。林則徐“最早睜眼看世界”，魏源提出“師夷之長技以製夷”，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李鴻章等識時務實的大吏率先用“洋”取代“夷”，預示著中國人對世界大勢的認識正發生根本變化，傳統的“夷夏”之辯為對等的華洋之稱所代替。伴隨著民族危機的加深和振邦興國運動的開展，仿效歐美東瀛以振啟錮弊、救亡圖存日漸成為近代中國曆史的主題。
19世紀60—90年代，清統治者中一部分中央和地方的官僚提倡學習和引進西方先進科技、文化，從軍事、政治、經濟、文教甚至外交各個領域開啟中國的近代化進程，舊時稱這段史事為“同光新政”，後被曆史學家命名為“洋務運動”。
胡雪岩是一個商人，思之所及，首先考慮到的是利益。因為他生活在一個民族矛盾十分尖銳的時代，因此他個人的利益又常常與民族的利益分不開，特別是當他同洋人做生意時。
江南是蠶桑業發達的地區，在外國勢力未侵入之前，一般都是手工染絲業，由當地一些小手工作坊加工，所以，與蠶桑業有關係的人數以萬計，隻要市場出現什麼風波，往往就會使無數家庭破產，淪為難民，背井離鄉，流離失所。清政府對江南特別是江浙一帶的蠶桑業起初是有保護政策的，嚴禁大手壟斷，哄抬價格，或賤價收購，所以江浙一帶桑蠶業一直發展得很好。
但是洋人的勢力一侵入中國，形勢就變了，西方的機器工業的生產效益遠遠強於清朝的手工作坊，而且質量也強於傳統的手工技術標準，洋人先是大量地收購生絲，然後把生絲運回國內，這使得江浙一帶的手工作坊沒有生產原料，因此不得不關門大吉。在許多手工作坊紛紛倒閉之後，西方的商貿勢力就掌握了蠶桑業市場，他們肆意壓低生絲的價格。剛出的生絲如果沒有特殊的保護措施，不到一個月便會由雪白變成土黃，進而分文不值。那些分散的蠶農看著剛出的雪白的生絲，根本不敢久留，並且桑蠶業一直是江南一些地區的主要農業，維持著千家萬戶的命運，如果絲質變壞，洋人拒收，那麼這些蠶農一年的工夫就化為泡影，所以，盡管洋人把價壓得十分低，但無數蠶農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還是乖乖地把生絲送往那些洋人設的收費點。
胡雪岩在浙江多年，對蠶桑業中間的名堂看得十分明白。他一直想在蠶桑業中分一杯羹，卻苦於無資金，因而先安下心來辦錢莊，拉政府部門關係。很快，資金雄厚了，於是，他開始步入他夢寐以求的蠶桑業了。
他以浙江巡撫的名義在鄉下收購生絲，並且價格高於以往洋人的收購價格，這對那些久受洋人擺布的蠶農來說，無疑是天大喜訊，紛紛把生絲賣給胡雪岩的人。但是以胡雪岩一人的資本，怎能能夠收購完浙江一省的生絲？於是胡雪岩想了個主意，由浙江巡撫率頭，成立蠶絲總商會，商會成員都是浙江的大富翁、鄉紳、告老還鄉的官僚等等，這些富翁們如果願意出錢，則出錢；不出錢，則提供擔 保。向誰提供呢？向那些蠶農。
胡雪岩向那些前來賣生絲的蠶農們說明：“我們先付你一部分錢，另外一部分我出具欠條。這個欠條由蠶桑商會擔 保，而且加蓋浙江巡撫的官櫻這部分錢一般等到秋天就付給你們，而且還付有利息。”
胡氏這一手的確厲害，洋人一下子慌了神。西方許多國家，特別是英國，他們的絲廠都依靠中國絲源，這樣一來，讓胡雪岩把絲源壟斷起來，他們國內許多絲廠“無米下鍋”，紛紛告急。外國洋務商辦於是都跑來找胡雪岩，要求把生絲賣給他們，哪怕價格高一點也沒事。但是這時胡雪岩的報價已不是高一點的問題，差不多要比以往的生絲收購價高出一倍，洋商一聽個個搖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