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0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32屆大會通過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國際公約》建議各國加強立法，建立相關的法律保護機製。與此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民間傳統文化保護法草案》形成，國家文化部、財政部“中國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工程”正式啟動。2004年8月，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批準我國加入聯合國《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國際公約》。2005年3月，國務院辦公廳頒發了《關於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同年12月22日，國務院發布《關於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決定從2006年起，每年六月的第二個星期六為我國的“文化遺產日”……可以說，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問題已經引起黨和國家以及社會各方麵的強烈關注，也正是這個大背景為花兒的保護和研究工作提供了難得機遇。
一、問題的提出與文化動因
花兒是中國大西北口頭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已入選國務院公布的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包括蓮花山花兒會、鬆鳴岩花兒會、二郎山花兒會、老爺山花兒會、丹麻土族花兒會、七裏寺花兒會、瞿曇寺花兒會、寧夏回族山花兒）；花兒流域各級黨委、政府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重要性的認識普遍提高，相繼製定了“保護工程”實施方案，一些地方先後被命名為“中國花兒之鄉”；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花兒文化委員會掛牌成立，以花兒為主要內容的甘、寧、青“民間歌謠”和“民間音樂”集成分別出版，花兒學作為一項係統工程也正在積極探索與建設中——這些標誌著花兒保護和研究工作取得了曆史性進展。
回頭看，悠悠數百年的傳唱，近乎一個世紀的探索。改革開放30年，特別是上世紀80年代，山場開放花兒解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係列學術研討活動的開展，一批富有新意和創見的著述相繼問世，把這一研究推向了高潮——這是具有裏程碑意義的十年。
但是，我們也看到發展的不平衡，80年代之後曾有過很長一段時間的冷落，或者說這後來的十多年並沒有給我們帶來太多驚喜：從保護（主要是行政保護）方麵來看，還是雷聲大雨點小、說得多投入少，文化價值被商業價值所取代，輕視花兒在主流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花兒文化生態環境核心區現代化建築林立，過度人工化、城鎮化和日漸濃厚的商業化氣息，使之遭到不同程度的毀壞，特有的民俗文化事象日漸消亡，一些花兒會幾乎變成了交易場；違背花兒作為活態文化的特點和規律，人為地改變自然、自由的傳承方式和表現形式，使之舞台化、表演化甚至“歌功頌德化”，失去了原生態性、民間性、真實性和野性美的風貌。從研究方麵來看，與時代寬鬆和諧氣氛相適應的學術討論活動少且思想沉悶，急功近利的“克隆”現象較為突出，缺少跨文化、跨學科的寬廣視野和新思維、新觀點、新材料、新方法，大多停留在花兒文本及其相關問題的解讀上，更少見具有典型意義而又充滿細節地反映田野作業流程的研究報告……這些又難免讓我們感到非常失望。
鑒於以上原因，筆者認為構建花兒流域文化生態係統一體化保護框架很有必要，時機已經成熟、條件已經具備，這不僅具有重要的地緣文化意義，而且具有重要的地緣戰略意義。必須按照“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傳承發展”和“政府主導、社會參與，明確職責、形成合力，長遠規劃、分步實施，點麵結合、講求實效”的原則，全麵實施“一體化保護工程”，為構建和諧社會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和思想保證。
二、形成花兒流域空間一體化的共識
流域是水文地理學概念。流域特征包括：流域麵積、河網密度、流域形狀、流域高度、流域方向或幹流方向。我在《花兒的空間係統》中借用了這個概念。花兒流域：北起前河套及騰格裏沙漠邊緣，南至渭河上遊及洮河中上遊，東起毛烏素沙漠邊緣，西接日月山與河西走廊，橫跨甘、寧、青三省區的四五十個縣市，麵積約30萬平方公裏。此外，還有兩個花兒“飛地”：一個是東部天山下的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轄8市縣，約8萬平方公裏），一個是西部天山下的吉爾吉斯斯坦東幹族聚居區（主要在坎特區以及伏龍芝、套克馬克等）。這個廣闊流域沿古絲綢之路自東向西呈多點集散的條帶狀輻射趨勢，大體在東經85°-108°，北緯34°-44°之間，處於地球六大板塊之一的亞歐板塊中心位置，主要流域在我國第一級階梯與第二級階梯的結合部，屬青藏高原向黃土高原過渡地帶。
正是基於這樣一個跨民族、跨省區、跨國度的要素構成和曆史文化多樣統一、和諧共存的現狀，建議甘、寧、青、新四省區乃至吉爾吉斯東幹族聚居區聯合協作（采取3+2或4+1的模式），形成花兒流域空間一體化的共識，打破現有行政區劃界限，摒棄“地方保護主義”，按照統一標準和要求，統籌規劃、整合資源，共同構思花兒保護和研究工作的“路線圖”。同時，可以就構建花兒流域文化生態係統一體化保護框架進行開放式對話和磋商，也可以就其他學術或非學術問題開展專題討論，把保護與研究、學術與考察、合作與交流、務實與務虛相結合起來，更廣泛地團結、調動各方麵的力量和積極性，擴大花兒的社會影響，以達到全方位“借力造勢”、“借船出海”，促進保護、深化研究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