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孟嚐君以他寬容的胸襟，沒有因無關痛癢的小事而斤斤計較，善於體諒別人，所以他收服了人心，而最後使齊國轉危為安，避免了戰亂，兩國相安。
宋朝時，寇準與王旦同朝為官，寇準總是攻擊王旦，說他的短處，而王旦卻專門讚揚寇準。宋真宗對王旦說：“你盡說寇準的長處，可他卻經常說你的壞話。你能對朕說說其中的原因嗎？”
王旦說：“道理應該是這樣的——我做宰相的時間長了，布政治事一定有不少的過錯。寇準對陛下沒有隱瞞什麼，更能見他的忠直，這也正是我敬重他的原因。”
可是宋真宗卻認為王旦是賢能之人。
當時，中書省有文件送往樞密院，不合詔書的格式。於是寇準把這件事情報告給宋真宗，王旦受到了責備，中書省的官吏也跟著受到了處分。沒出一個月，樞密院有文件送到中書省，也違反了詔書的格式，中書省的官吏見了，把詔書呈送王旦，心想這下可以乘機報複寇準了，大家心喜不已，可是王旦卻讓人把詔書送還樞密院。
寇準慚愧萬分，拜見王旦說：“您的度量可真大啊！寇準我自愧不如。”
雖然王旦不是名相，但當寇準對他苛求時，他並不生氣、報複，最終感動了寇準。正是他的忍讓，才使兩人之間的關係沒僵化，而不至於兩敗俱傷。
凡事不能忍讓的人，他隻是一個糊塗的人，也是想要占便宜的人。如果不肯忍讓，就會一輩子結怨，一輩子報仇，可是什麼時候才能了卻彼此的恩怨呢？如果能忍讓一步。當時會省下多少煩惱啊！
清朝乾隆年間，鄭板橋正在外地做官。忽然有一天，收到在老家務農的弟弟鄭墨的一封來信。老弟兄倆經常通通信，然而這次卻是非同尋常。原來是弟弟想讓哥哥親自出麵，到當地縣令那裏去說說情。這一下子弄得鄭板橋很不自在。這鄭墨粗識文墨，原也不是個好惹是生非之徒，可隻是這次是明顯地受人欺侮，心裏的怨恨實在咽不下去。事情是這樣的：鄭家與鄰居的房屋共用一牆，鄭家想重新翻修一下房屋，鄰居家出來幹預，說那堵牆是他們祖傳下來的，鄭家沒有任何權利拆掉。其實，在契約上寫得明明白白，那堵牆是鄭家的，鄰居借光蓋了房子。
這官司打到縣裏，尚無結果，雙方難免求人說情。鄭墨自然是首先想到了做官的哥哥，想來有契約在，再加上哥哥出麵來說情，官官相護嘛，這官司自是必贏無疑了。鄭板橋再三考慮，給弟弟寫了一封信，勸他息事寧人，同時還寄去一個條幅，上寫“吃虧是福”四個大字。同時又給其弟附了一首打油詩：
“千裏告狀為一牆，讓他二三尺又何妨；
萬裏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
鄭墨接到信，羞愧難當，當即撤了訴狀，向鄰裏表示不再相爭。鄰居家也被鄭氏兄弟的一片至誠所感動，表示不願繼續鬧下去。於是兩家重歸於好，仍舊共用一牆。這事在當地一直傳為佳話。
大凡平民百姓，最難吃虧的是財，最難忍受的是氣。往往被氣所激，被財所迷，做出不可收拾的局麵來。一打官司，往往自己傾家蕩產，兩相受傷。
鄭板橋的意思是錢物乃身外之物，不值得相爭。像長城那樣的宏偉工程，秦始皇死後尚不得擁有，將國比家，其道理還不是一樣？
“讓他三尺又何妨”，表示自己寬宏大量，最終使兩家共用一牆，相安無事。
生活中常常有些人，無理爭三分，得理不讓人，小肚雞腸。相反，有些人不吭不響，有理也讓人三分，顯得綽約柔順，君子風度。前者，往往生活在不安定的氛圍中，後者則具有一種天然的向心力；前者活得嘰嘰喳喳、很不平靜，後者活得快快樂樂、瀟灑自然。
在日常生活中，也包括工作中，往往為了一些非原則性的問題，小不丁點的雞毛蒜皮的問題爭得麵紅耳赤，非得說個明白，誰也不甘拜下風。說著論著就較起真來，以至於非得決一雌雄方肯罷休，結果嚴重的大打出手，或者鬧個不歡而散，雞飛狗跳地影響了團結和工作。
宋時，中原以北的契丹族勢力日益壯大，宋真宗年問，他們經常侵犯中原，戰爭紛起。
公元1004年，契丹族首領率萬騎鐵甲直逼澶州，離宋朝的國都開封不到300裏。自前線發到京城的緊急求援軍報一夜多達5次，宰相寇準對它置之不理，擱在一旁看也不看，隻是同家人飲酒談笑，對國家大事毫不關心。第二天，朝廷中有人密奏真宗，真宗大驚失色，立即宣寇準進見。問：“國家危在旦夕，愛卿作為一朝宰相，還有閑情逸趣飲酒作樂？”寇準早就料到皇上會有此一問，胸有成竹地說：“陛下想結束這場戰爭嗎？照我來看，用不了5天。”真宗聽了，喜出望外，忙問：“愛卿，你有什麼計策快快道來。”寇準說：“隻要皇上親自去澶州城，禦駕親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