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就、家鄉麵貌發生很大變化的背景下，貧困落後的話題仍然嚴峻，隻不過它已主要不是物質層麵而是文化精神層麵了。甚至可以認為，越是物質財富湧流，越加顯現出精神的種種缺失和文化的種種落後。最近聽一位先生擺談，自1957年全國第一次地質普查以後，標記、標杆儀器、取砂樣等的作業，常常引起當地農民的神秘感，農民沒見過，探寶被普遍認為是“盜寶”。這類現象過去不止一次聽說，不過一笑了之，但現今卻意識到它的分析研究的個案價值，它讓我們看到中國農民在特殊封閉環境下的特殊認知角度和思維方式，及其邏輯推演的過程和感知事物的特殊形態。這種落後性，真實，典型。其實，聯係當今很多社會現象，我們不難看到類似“盜寶”的思維方式和邏輯。再比如土地革命時期，開江籍徐彥剛在井岡山任過紅一軍團參謀長，被我們念成“紅一軍”“團參謀長”。這顯然不僅僅是句讀錯誤。為什麼會產生如此知識錯誤？為什麼對本土的曆史文化如此缺乏了解？讓人感到了教育文化的素質和水平一類問題，並又一次感到了我們做教師的責任有多沉重。
當前，我們的基本教育價值取向已是十分明確：“為了中華民族的複興，為了每位學生的發展。”為此而摒棄應試教育弊端，實現基本教育的價值轉型——以培養學生健全的個性、完整的人格為目標，構建符合素質教育要求的新的課程體係。從這個背景下拜讀學兄的詩詞，別有一番意味。作為語文教師，舞文濃墨寫點東西，是素質教育的題中應有之義。親自寫的過程，就是一個文化人格的自身實踐過程，不可替代。不親自寫，怎麼可能提升教師自身的心靈境界呢？怎麼可能真正深入到語言文字的堂奧呢？怎麼可能感知為文的用心、甘苦和字行的微妙所在呢？而沒有全麵深入的文化感知和心得體會，又怎麼可能“傳道授業解惑”呢？燦英的教書生涯和道德文章給了我們這樣的啟示。
前不久，他將他編好的一本詩詞集《古風今吟》用word文檔發送給我，洋洋大觀，收入新作有近百首之多。粗略拜讀一過，我為之高興不已。近幾年，與燦英學兄在老家見麵的時候多了一些。但知道並拜讀他的詩詞作品，還是近一年以來的事。很感興趣、很喜歡、很樂意知道他在寫些什麼作品，尤其是留意有關家鄉情事、家鄉風物的東西，且感佩他教書育人的那一腔情懷。
拉雜寫了以上這些，算是為燦英詩集出版湊個熱鬧。童言無忌，同學之言無忌。一笑。
2010年5月於成都錦裏
一個數學老師的語文寫作
承蒙信任，先睹為快，拜讀了開江中學母校朱宏均老師的書稿《七十年滄桑》。這本大約12萬字的書，以作者自己70年人生為主線，將自己的經曆和教書生涯，以及所見、所聞、所感，加以回憶、挖掘、搜索、整理，以一種記錄的形式，洋洋灑灑，形成了這麼一部書稿，內容文字都讓人耳目一新，更覺別開生麵。
說到記錄，央視第9頻道“紀錄”有一段片頭語：“紀錄是一種精神，紀錄是一麵鏡子，紀錄是一個生命對另一個生命的啟示。紀錄今天，紀錄明天的曆史。”解讀之，所謂“紀錄”，是指音像與語言等手段的綜合性記錄，與文字記錄一樣，紀錄是作為一種精神現象而存在於人類活動之中的。記錄本身是一種文化，更承載了人類曆史文化。在每一個個體的生命中，記錄的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反映了該個體的一種生存方式和精神存在方式，十分可貴。千百年來，世世代代書寫的記錄，構成了中華文化的最基本部分，甚至構成了曆史的一切。記錄曆史文化，在很高的層麵上表現了對曆史事實和文化形態包括地方的曆史文化的尊重和珍惜。記錄也從一個方麵標誌著文化的發達、族群的整體素質和國家的文明化程度。
對於同鄉人，當看到如下一類記錄文字所勾畫的開江曆史圖景時，是不能不注目凝視的，尤其對於遠在異地的同鄉人，更是欣欣然喚起對於故鄉情事的追懷。
開江縣城隻有一個多平方公裏的麵積。一條長三裏三的主街貫通東西，南北兩街僅四米寬，是地地道道的胡同小巷。1938年12月，一場大火把主街郵政局對麵的十幾家街房鋪麵焚燒一盡，後來建起的是一排稱之為“火燒壩”的低矮草房。街麵上全部鋪著石板，街沿都是條石鑲框。全城廟宇星羅棋布，東街的水神廟、天後宮；南街的文廟、南極宮；西街的城隍廟、火神廟；北街的聖廟、藥王廟。縣政府坐落在縣城中心主街的北側，高大的石排門前呈八字形的石欄杆直達街沿，欄杆內立著曆屆縣長的功德碑，碑前兩隻高大威猛的石獅子惡狠狠地盯著過往的行人。縣政府機關、學校門前都寫著醒目的標語“驅逐倭寇，還我河山”、“支持前方，抗戰到底”。
以上關於舊縣城格局風貌、街巷建築景觀、寺廟會館，關於縣府八字衙門，關於火燒壩一類的滄桑變化等，對後世的我們都是第一次留下印象，而這卻是十分必要的尤其珍貴的關於家鄉故土的曆史文化印記。所有這一切，盡在作者筆下，顯得豐富多彩，特具本土特色。
朱宏均老師本是一位數學教學高手，擁有數學高級教師、特級教師的名銜，但卻寫了這麼一本回憶紀實一類的人文著作，其走筆行文，兼具文學、曆史色彩，還帶了一點新聞特寫的筆調。其曆史的、人文的價值與高度，不能不令人稱道。朱老師退休多年，如今又以自己的曆史人文記錄，表現了自己的除數學王國之外的另一種生存方式和精神存在方式。
這本書給我一個很深印象，是朱老師的教育思想、教學方法及其特點。
怎樣教好學生？這是一個古老而新鮮的永恒課題，也是老師一生的麵對。每一個學生都是老師的研究課題，沒有簡單的重複和現成的模式，沒有靜止不變的評語和結論。現成的經驗和知識是永遠不夠的。朱老師一輩子做這個課題，看來，他的成功奧秘，首在明確“教人”這一責任，而“不應該隻教書”。因為“教育的核心是教學生怎樣做人。傳道就是傳愛國、為民、複興中華、立身做人的大道”，因此，把這看成是“教師沉甸甸的使命”。於是，“我用‘忠誠’鑄造的師魂，就是‘心中隨時裝著學生的成長’。有了這樣的師魂，精神便有巍然屹立的支柱，奮鬥便有永不枯竭的力量，生活便有甜美的滋味，歲月便有絢麗的閃光，事業便會收獲成功，人生便沒有白活”。
朱老師“教人”的方法也是值得我們深思的，他寫道：“教師的表率是教師天性的一種真誠而自然的流露。我在流露這種真誠時，特別注意了從細微處以德立身、以身立教。不管是農村學生還是城鎮學生，不管是百姓子女還是官宦子弟，在我心中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他們享受到的關愛都是公正、公平的。”
在多年的高中數學教學實踐中，朱老師逐漸形成“立足基礎、提示規律、啟迪思維、科學訓練、突出能力、穩步提高”的教學特色，加之課堂教學語言精練，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因而深受學生歡迎，教學效果十分突出。
2010年5月3日，南京中外大學校長論壇上，美國耶魯大學校長理查德·萊文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中國大學最缺乏兩個非常重要的東西：第一，就是跨學科的廣度；第二，就是對於評判性思維的培養。被動的傾聽者、接受者，他們把注意力放在對於知識要點的掌握上，不去開發獨立和評判性思維的能力。這樣的一種傳統亞洲模式，對於培養一些流水線的工程師或者是中層的管理幹部可能是有用的，但是如果要去培養具有領導力和創新精神的人才，那就不行了。中國教育所缺乏的，恰恰是朱老師所擁有的。之所以他被光榮評為特級教師，個中奧秘不言而喻。
當年，由於數學高考成績發揮了中杠作用，全班43人中，有31人上了大專線，6人上了中專線，升學率達到了86%。1983年高考，靈感讓我押中了數學的附加題(得分計入總分)。1989年高考，我又一字不變地押中了兩道解答題。從上世紀80年代起到90年代初，開江中學的教學質量成績斐然，曾奪得過“四川省高考紅旗”，文、理科的數學高考人平分一直名列全地區第一，我所帶的理科班數學高考成績，屆屆名列全校第一。
解讀之，開中作為名噪一時的川東北中學名校，其名師的作用發揮多麼關鍵。名校的一個重要標誌是人才輩出，從所述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高升學率，可想象母校的一度輝煌。名師所具有的很高的預見性、判斷力，乃是建立在博大深厚的專業基礎之上的，這個博大深厚，與教師的知識理論基礎、世界眼光、戰略思維和專業修養，可是緊密聯係著啊。根據介紹，朱老師所教學生高考人平分均列於市內前茅。還撰寫了學術論文10餘篇在省級以上雜誌發表；設計製作的高中數學投影片，有14套被省電教館審定為高中教材，在全省生產發行，約占全省高中數學投影教材發行總量的40%；其教學成果獲省級一、二、三等獎各兩項。朱老師取得了教人教書的斐然業績，早已在學子們心中樹起了一道風景。時過20年，朱老師在自己的著作中，再一次回顧了平生的這一研究課題及其成果，而且更進一步深化了、升華了這一課題的學理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