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組數字：全縣52萬人口，光是吃財政飯要花的錢都必須是7000萬元，而縣裏全年財政收入不過4000萬元，且年年下降，財政缺口多達3000萬元，赤字為43%，成了財政“倒差”縣。這樣的財政能維持下去嗎?可它的財政的確是平靜地過著日子。
第二組數字：縣內有5家銀行和其他諸如農村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機構。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各家銀行因不良貸款所掛的呆賬、死賬都至少在數千萬元以上。近幾年，為數本來不多的企業紛紛倒閉，加之近30個鄉鎮人民政府這些年來以政府名義平均所貸百萬元的款項，早已把各銀行部門拖下了泥潭而不能自拔。這一切都不難說明，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的一些現象其實早已在本縣存在。可是，幾家銀行一仍其舊，平平靜靜，好像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這是為什麼?這樣的金融機構真能維持下去嗎?
第三組數據：近年來，全縣至少有六七萬甚至10萬農民工(包括下崗工人和城鎮無業人員)到沿海和外地打工。任市鎮萬年村七社180人，大部分青壯年都外出打工去了，社裏隻剩60餘個留守的老弱幼童。普安鎮仙人岩村外出打工的人數占全村總人口
近50%。各地農村普遍出現這樣的情況，外出打工人數占了總人口的1/3以上。外出打工成了農民增收的最基本最重要途徑。
一年到頭，外出打工者節了在縣內的全部吃穿用之外，還將口攢肚挪的一點血汗錢寄回家鄉。據有關方麵的統計，每年通過郵政彙寄回鄉的錢，就高達1.4億元之巨。這一筆勞務收入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26%，成為農民增收的重要渠道。據《四川日報》2001年2月20日報道，渠縣130多萬人口中，有近25萬農民外出打工，2000年郵寄回渠縣8億多元。深圳農民工每年通過郵局彙出100億美元。另據《四川日報》2001年3月5日報道，開江縣勞務輸出12萬人，勞務收入達1.5億元。
1.5億元——這是一個什麼概念?
縣內銀行有了這筆送上門來的巨款，早已填實了死賬呆賬等不良貸款所造成的虧損窟窿!縣內財政有了這筆可以借用的錢，可以大大緩解支付的緊張和困難!且不說，它的少部分用於消費，會是怎樣地激活城鄉消費市場和擴大內需？怎樣地繁榮城鄉商貿市場?
中國的普通勞動群眾，其創造偉力之深厚巨大，能不讓人為之感歎嗎?以上關於縣域經濟的一組數據，是否透露了上世紀90年代中國縣域經濟的真實狀況?
3.鄉友文化。
開江縣至少有10萬青壯農民組成的打工隊伍常年出門在外，主要分布於沿海的廣東、江蘇、浙江和內地的重慶和本省成都各地。廣東中山市一地，因開江農民工眾多，聚集龐大，形成一個獨具文化圈層的小社會，被稱為“小開江”。據說開江企業家較多集中在東莞市一帶發展。如此聚集現象，讓我們看到很多曆史性的巨大改變，如農村剩餘勞動力就業出路問題、經濟收入、生活資料開始富餘等。清代前期有移民“湖廣填四川”，不想當代近20年中，農民工倒來了個“四川填廣東”。在開江這樣偏遠落後的小縣，資源外流使經濟社會發展大受影響，但農民工外流是一個例外，因為它給開江家鄉回流的是巨大的經濟社會效益。
鄉友群體擁有的實力和影響力，體現為：
（1）創造巨大財富，每年直接彙回家鄉約2億元人民幣彙款；
（2）產生了一大批企業家、黨政領導人才、管理人才和科技專門人才；
（3）主體性推動新農村社會麵貌改觀和城市化進程；
（4）農民工自身思想文化素質和精神境界普遍大幅度提高。
開江農民工群體和在外鄉友（包括海外開江人），正在形成以廣東開江企業家為主體，以北京、江蘇、浙江、重慶、成都開江企業家為方陣的態勢，所擁有的經濟社會實力及其文化能量，支鄉活動的功能效應，鬆散性群體組織的建立與活動開展，必然使作為異鄉異客的鄉友產生對於故土的懷想、關注和期望等情感態勢，獲得唯來自故鄉的情事才有的心理滿足，情感交流溝通，已經成為推動開江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
外出務工人員，以其血汗奉獻的“農民工”精神，支撐了開江經濟，支撐了社會發展，創造了奇跡，改變了世代為農的曆史命運，還開闊了眼界，廓大了胸襟，增加了社會接觸，學到了技術知識，培養了一大批懂技能、有素質的高端勞務人員。而且增強了公民意識，提高了素質，掌握了信息，經受了現代文明的洗禮，塑造了現代社會所必需的獨立性、進取性、開放性、靈活性的性格氣質，其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也發生了巨大轉變。
鄉友企業家在市場經濟大潮中的創造性經營業績和經營理念，也是一筆巨大財富，對家鄉建設發展產生深遠影響。重慶奧韻實業集團創始人、董事長、鄉友孫仁元，經曆艱苦創業10年，從小到大、從弱到強，成功實現兩次創業和轉型。首先是從經營老百姓最迫切需要的建材入手，從一個小門點擴大到3800平方米的展場，到18個品牌的總代理，成為重慶建材流通行業的龍頭老大，奧韻品牌鑄就企業發展大平台、大舞台。第二次，從高端商業入手，進入房地產和商業地產行業，獲得巨大成功。後來進一步進軍金融行業，從事小額貸款和擔保經營，為社會服務，承擔責任，迎接第三次創業。
公司用辛勤、用品牌、用服務、用誠信、用創造,融入時代巨變;用智慧、用意誌、用氣魄、用自信、用耐心,展示集團風采，成為開江鄉友企業和企業家的一個代表。
早在改革開放之初，海外華人華僑對故鄉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巨大支持；上世紀80年代中期，由開江縣政協原副主席王樹忠發起，建立了以縣主要領導擔任主任的縣智力支鄉聯絡委員會，與縣政協辦公室合署辦公。在曆屆縣委、縣政府領導下，在廣大幹部群眾的支持下，縣政協在北京、成都、重慶等地卓有成效地開展了鄉友聯誼工作。2003年，新一屆政協把智力支鄉工作擺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把它作為政協履行職能、發揮作用的關鍵環節來抓，及時建議縣委調整充實了縣智力支鄉聯絡委員會及辦公室組成人員，為辦公室增設了事業編製，工作經費全額納入財政預算，使智力支鄉工作在機構、編製、人員、經費等方麵有了可靠的保障。另外，還在成都、重慶首先建立了以孫和平、孫仁元分別為會長的智力支鄉分會，以後在其他城市陸續建立了分會或聯絡組。縣政協始終把智力支鄉工作作為政協服務經濟建設、推進社會發展的著力點，使政協工作始終與黨委、政府工作同心、同向、合拍，有力地促進了該縣經濟社會的跨越式發展。十一屆縣政協主席還就智力支鄉工作的做法在省政協會議上指定作大會專題發言。縣智力支鄉辦公室還被縣委、縣政府表彰為2004年度招商引資先進集體。長期默默從事鄉友聯絡具體工作的政協常務副主席黃書林、秘書長謝開鎔（兼智力支鄉聯絡辦主任），還有廖建等諸多同誌，贏得了全國各地鄉友的尊敬。
開江本土詩人胡有琦，在他的《父親，我的父親》一詩中抒寫了一種感情，一種惟外地鄉友共鳴更深的感情：
……
如今，我的兄弟姐妹都像候鳥
紛紛飛到南方覓食去了
家裏留守的
就隻有我的老父親
他已無法飛了
他的兩隻腳丫長成了太多太多的根須
他的背已長成了山丘
眼睛隻能在故土上才看得清
種糧種菜
隻有他仍像蚯蚓在田土裏拚命……
聯絡鄉友感情，凝聚鄉友力量，開發鄉友的經濟文化資源，已經形成良好深厚的傳統。這個傳統的淵源還可以追溯到清末建於成都省城的“新寧會館”。各地鬆散型智力支鄉群體組織開展活動，使作為異鄉客的鄉友產生對於故土的懷想、關注和期望等情感，並獲得唯來自故鄉的情事才有的精神和心理滿足。這一交流、溝通的功能效應，就是文化親和、凝聚的效應，就是熱愛開江、發展開江的精神動力和創造力效應。日益增長的“鄉情”、“親情”文化精神需要和追求，整體上已構成了一種越來越傾向於家鄉的巨大利益，同時在更深層次上形成了一種文化和文化資源。
這叫什麼文化呢？叫“鄉友文化”吧。“鄉友文化”，如何進一步認識，需要加以研究。
“鄉友文化”，是我們開江的一筆巨大資源。如何進一步開發利用，需要加以總結研究，提升到文化層麵的高度來看，從而把智力支鄉工作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
三、發展外向型經濟
開江曆史上，幾乎所有大宗產品的經營都是依托外地大市場而得以生存發展，都是依托外地市場得以消化的。數萬挑二哥也是扛一根扁擔外出雲陽、陝西、萬縣和宣漢三河流域而得以謀生甚或養家糊口。開江傳統商貿經濟，早在宋代就已經具有外向型經濟特征，其主體產品大米，便源源不斷地銷往雲陽、夔州（今奉節）涪陵和周邊各縣。到了清代以後，除了大米，還有桐油、生絲等大宗產品，外運外銷。一般大市場當然具有巨大的商品物資吞吐能力，縣內市場規模小，經營量小，品種單一，而且大多是傳統農產品。即使有了前述大宗產品，那也隻能是“吐”出去。
不但開江如此，周邊各縣也都是如此。達縣石梯鎮，是巴河流經通江、平昌之後，在達縣境內的重要口岸，人稱“水碼頭”。舟楫來往，檣桅如雲，致四方之民，聚四方之貨，商貿頗為發達。該鎮商貿有一個創造性經營給當地留下了不少佳話美談，就是利用自身資源與水運之優勢，從事“鬥載經營”，成為恢宏一時的最大宗外向型商貿生意。
鬥者，盛米糧之器也，因作米糧的借代語。經營米糧的專門市場就叫作“鬥行”。鬥載經營的運作方式是，利用石梯一地的豐富林木資源，於每年二三月間，以石梯鎮外河岸為工場，打造大小各式木船。到四五月間發第一河大水，將大批量糙米裝上新船，乘風揚帆，順河而下，經達縣到渠縣三彙進入渠江，再經廣安而抵達合川，進入嘉陵江。在合川，又賣米又賣船。不過一二日，即可成交，抱財歸家。有的小船則因本小利薄而溯水歸回，運回食鹽、膽巴（點豆腐之用）。從事鬥載經營者，個人可多達三五隻，全鎮則多達數百隻，可謂浩浩蕩蕩。
此經營中，木料是當地所產，成本低廉。所賣糙米，係於年前旺季之時囤積，進價低廉，而在合川、重慶等地，四五月間正當米價上漲，賣價尤高。如此一低一高，一進一出，獲利之豐厚自不在話下。在農耕時代的小生產經濟條件下，石梯鎮的“鬥載經營”堪稱大手筆、大運作，體現了大智慧、大氣魄和大創造。它一反傳統的靜態生產和交易方式而為動態方式，一反封閉性的經營而為開放性的經營，擴大規模，參與競爭……即使放到現代市場經濟的今天來看，也是十分難得。它承載的曆史文化信息，使當今時代的我們感到耳目一新，是學術上十分精彩的研究個案。
開江唯一例外的棉花經濟也是以加工為主，還沒有發現本地市場具有大口吃掉產品尤其是外地產品的能力的個案。
曆史上，開江所謂依托外地大市場，主要就是依托長江黃金水道上萬縣水碼頭市場中心。萬縣與開江是近鄰，相距不過百十公裏，曆史上開江就近得地利之便，依托萬縣水碼頭，獲得經濟社會的長足發展。在萬縣，開江站穩了市場，打出了品牌，使得外向型經濟特色延續並保持了至少兩百年。但在民國後，由於現代市場競爭的空前加劇，規模的空前擴大，外向型經濟對市場的依賴，也暴露出了問題，當市場價格出現波動風險，打個噴嚏，開江也就馬上患感冒。前述開江生絲業的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的大起大落，就是摻和著血淚的殘酷無情的例子。開江生絲業的普遍破產，是地方經濟史上一個重大事件，一個慘痛教訓。
到了20世紀50年代，實行計劃經濟，縣域經濟產業結構發生變化，市場作用消失，桐油、蠶絲、棉花等商業產品市場風光不再；公路和鐵路時代漸漸到來，襄渝鐵路開通，萬縣作為商業重鎮的水碼頭經濟地位一落千丈，開江也失去依托，成了斷奶的孩兒，開江經濟從此跌入低穀。前述開江小五金產品市場的創造開拓，是上世紀70年代開江逐漸回歸外向型特色經濟及市場培育發展的一個奇跡，在一定程度上恢複了開江依托外地市場發展的經濟形態。（而近年來開江小五金產品市場的萎縮恰好說明，外地市場一旦被搶奪，日子就會變得慘淡。）
而多達10萬農民工外出打工，更表現出外向型經濟的主體特征。這些年來，開江每年勞務輸出量多達１０萬餘人次。這樣一個巨大的農民工群體，等於是把縣的人口總量減少了１０萬，減少了多大的經濟壓力！而且，10萬人吃喝拉撒不在開江，計算下來減少了多大一筆費用？這且不算，每年還通過郵局，彙回兩個多億的彙款，而這個數字已是縣財政收入的近兩倍！
由此可以得出一個基本判斷，外向型經濟是開江縣域經濟的一個重要特征。大城市、大市場成了開江經濟的依托。失去了這個依托，經濟就很難得到發展。同是一個農民工群體的他們，為什麼在農村、在家鄉的土地上無所作為而外出打工，不少人竟成了腰纏萬貫的企業家老板？而更多人還學成了一門技術專長，形成了市場經濟意識。依托市場，借力發展，是外向型經濟的一條基本經驗。
外向型經濟，廣東沿海的華僑之鄉都有這樣一個帶規律性的曆史現象。經典個案莫如寧波。寧波經濟發達，源於寧波眾多的上海老鄉和香港老鄉以及海外老鄉。“無寧不成市”，上海等地商業繁盛，最初是由寧波人發展起來的。他們富了，發達了，不忘家鄉，又進一步帶動家鄉的興盛發達。現在有一個浙江理念和模式，叫作“走出浙江，發展浙江”。浙江有400萬人在世界各地經商投資興業，還有100萬人在世界各地經商，形成了“千方百計、千山萬水”的全民創業精神。我們開江也可以對外出務工、在外求學和各地鄉友提出一個口號叫“走出開江，發展開江”。事實上，在廣東、北京、成都、重慶等地發展的一大批開江鄉友已經取得極大成功。我們可以預言，將來的開江興旺發達，必將有走出開江的鄉友們的極大帶動，必將有開江鄉友們的一份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