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街潘家藥鋪，潘世才，其子女潘名義、潘名菊。
我祖父蔣增亭，與我父親蔣榮耀（1895-1928），創辦普安“保壽堂”藥鋪。父親常駐宣漢南壩鎮等地采購中藥材並跑拆貨賣藥。在新街曾羅漢兒隔壁，一開張即雇請熊朝慶、李高伯師徒等名醫坐堂看病診脈。張登堂、蔣幼如等也曾坐堂。後來是蔣宗儒繼承父業。
張登堂後來在新街土地廟一側獨立開辦藥鋪。
蔣幼如，青堆子人，學問淵博，抗戰時期被譽為普安的“百科全書”，天天在閱報社講解抗日前線消息，分析國際國內形勢。徒弟顧潔輝（三國），解放後為普安中藥行棧主任。
蔣家開第二家藥鋪是蔣安常藥鋪。在大南街井眼附近。四幾年，蔣安常死後，遷達縣安仁街上。
第三家藥鋪是蔣安民開“益壽堂”藥鋪，在新街葛閣廟對門。其子蔣雲福、蔣雲貴。
第四家，蔣安邦藥鋪，開在保壽堂斜對麵。上世紀40年代遷萬源羅文街上。
普安藥鋪多，王家藥鋪老板王德富，忠縣人，學醫學藥出身，與“保壽堂”蔣宗儒交誼甚深。父親在江湖上操袍哥大爺，與營長、普安王家院子的王臣之交好。與王維舟交誼尤深，王常在普安家中寄住。可惜父親30餘歲去世。
我們蔣家老屋在新寧鄉紅岩子楊家壩村艾家灣。
蔣氏字輩，我隻記得一句，是“安榮宗德光”。
川戲“玩友”
關於川戲的繁盛一時，有民間順口溜道其劇目數量規模，曰：“唐三千，宋八百，演不完的三列國”。此僅就曆史劇而言，並沒包括反映社會現實的諸多劇目。
民國時期，普安古鎮主要有兩個戲園子，一是新街禹王宮，一是南街口廉溪祠。顏恭亮作普安鎮長時，請來名氣很大的劇社駐鎮演出，不乏名角。一時吸引縣內外各地看客，絡繹不絕，盛況空前。
普安古鎮正街上的關帝廟，是縣境內最大最宏偉的寺廟建築群。我們當娃兒的時候，關帝廟是我等的樂園。關帝廟戲台子成了我等最向往、最神奇、最興奮的視點。
據後來回憶，關帝廟戲樓的藻頂彩繪，皆為川劇曆史折子戲：《指鹿為馬》、《劉邦殺蛇》、《揭竿而起》、《霸王別姬》等，共十二幅。關帝廟各個建築物包括後樓“花廳”，也是雕梁畫棟，隨處可見戲劇木雕、彩繪，無一不是美妙至極。如今回憶起來，近幾十年可恥又可笑的愚昧瘋狂，把地方的一筆筆巨大文化遺產，活活給破壞了、毀滅了。令人為之痛心疾首。那些龜兒策劃者、指使者，早就短命了，在地獄也該活受罪，沒得好日子過。
川戲業餘愛好者，被叫做“玩友”。普安當地的話叫作“玩友兒”，加了兒化音。打圍鼓唱川戲，則叫做“鬧玩意兒”。
普安川戲“玩友”有行會組織。最後的最有名的是北辰社和十字街老郎館“玩友”。打圍鼓是川劇“玩友”的一種演出方式。一般在茶館和同鄉會館、同業公會進行，各位角色不著裝，不走台，不表演，隻是在鑼鼓的配合下清唱。舊時四川各場鎮均有一二棚，每棚六七人。是廣受民眾歡迎的一種民間娛樂形式。普安鎮十字街的老郎館有縣境內最大一家茶館，也是川劇曲藝演唱和交流的中心。每到晚上，茶館燈火通明，座無虛席，打圍鼓成了全鎮文化生活的一大興奮點。“文革”中茶館被說成“牛鬼蛇神”會集場所，打圍鼓被視為“封建活動”而自行停止。改革開放後，部分場鎮的圍鼓活動開始恢複。
一、北辰社
普安籍武仁壽（1889-1932），藝名武進堂，字冬睛，人稱“武打鼓”。自幼喜好川劇，22歲棄家學藝，在成都“新又新”劇社，師承著名鼓師蘭紹雲、俞紹武，精通川劇五大聲腔的各類曲牌，以及傳統戲的四大正本、五袍、四柱。且唱打俱精，自成一統。43歲，不幸死於藥物（服用未煎熟的附片）中毒。
民國11年（1922），在普安鎮創建玩友會館“北辰社”、“長庚社”，開始授藝課徒，教習縣內外玩友，造就了川東北地區一批文武場麵的高手。多為新街居民。社址設在葛閣廟（即解放後的合作食堂隔壁）茶館。推舉白果樹李家院子李寶（祥義）為會首，他不唱戲，但特別喜歡。有他的袍哥大爺身份，出麵安排張羅，辦事順當。
主要人物：
普安鎮擅長川戲鑼鼓的閻詩學、閻詩福兄弟均有很高造詣，閻詩學還擅長“文場麵”（唱功好、會拉琴吹笛）。
顏誌寰，唱生角。解放後土改運動中被政府槍斃。尚未得到平反。
伍俊義，唱生角。家住西街。
伍巨業，唱旦角。解放後進入縣川劇團。
陳鐵達，也坐統子。
朱遂雲，唱旦角。
蔣雲，打堂鼓。
蔣宗義，拉琴打鑼鼓。
梁祿兒，打大鑼。
還有蔣國誌、熊運才、顧三邦。
二、十字街老郎館玩友
沒正式名稱，社址設在十字街老郎館茶館。主要人物首推周正碧，是遠近著名的川戲“全侉子”，又坐統子，又熟諳吹拉彈唱，當生角，唱功好，風雲一時，至上世紀80年代初，尚寶刀不老。其弟周正昌，打大鈸。
張書雲，家住半邊街，坐統子。
蘇祖德，打堂鼓。
胡光裕（胡棋兒），唱須生角。解放後進入縣川劇團。
顏定康，普安人，做端公為業，唱川戲老旦角色。在世的話應是90歲以上年紀。
熊世民，普安人，唱搖旦子，了得。
楊宗義，永興人，縣川劇團鼓司，唱過小生，倒嗓後，因熟悉很多本戲，故改為司鼓。
梁占武，普安人，在早是顏德基手下的馬弁。解放後在縣川戲團打二鼓。打馬鑼兒（叫站場，是級別最低者）。
三、川戲傳統，何以為繼
有道是“強盜一夥，戲子一班”。曆代擅長川戲、堪稱玩友的角色數不勝數。隻不過早已經失去記憶，不為今世所知，罷了罷了。
進入川戲這個行當，角色不論唱念做打，要有自己的絕活（叫“買米錢”），方可滿堂獲彩。
唱戲三分打，七分唱，而川戲則是七分打，三分唱。
某打鑼的夥計抽煙，最喜歡他那支象牙嘴的短煙杆兒，隻要沒事，就把象牙嘴煙杆兒拿在手上，又是擦，又是摩。鼓司看在眼裏，一次故意將鼓點子打錯，弄得他措手不及，這邊顧倒打鑼，那邊卻把煙杆兒掉落在地，“砰兒”的一聲，跌成兩半。
川戲化妝叫“揩臉子”。
偌大一個普安鎮，川戲傳統早已失落，戲台拆除，隊伍垮杆，輝煌不再。可能連一個完整唱一則戲文的人物也找不出來。最近一次回老家，偶爾得聽一撥鑼鼓“坐夜”，擺談起來，他們恐怕是普安場最後的川戲鑼鼓手了吧？
他們是：家住楊柳五塊碑村8組的鑼鼓、嗩呐手孫懷銀；61歲的鑼鼓手陳賢祿；9組的鑼鼓手、收藏“鑼鼓引子”手本的領軍人物曾德軍，滿60的人了；其子曾惟祥，鑼鼓手，在普安鎮經營“今生緣”中式婚慶店，一輛特具文物價值的老式八抬彩繪木雕大花轎，塞進新娘，在吹吹打打砰砰嚓嚓劈劈啪啪咿咿呀呀聲中，喜氣洋洋尾隨高頭大白馬上的新郎王子，紅紅綠綠，風風光光，火火烈烈，招搖過市，那可是扯人眼球，滿城空巷的一大古鎮風景哦！說到興頭上，隨即開打一盤川戲鑼鼓，讓我這個外地老鄉領略一番老家的《龍虎鬥》、《蒙古》、《新架鑼》、《黴豆腐》等曲牌的味道，讓人回到往日的普安關帝廟戲樓子、十字街老郎館茶座，活潑潑想象川劇中人物的出場、台麵、一招一式、一顰一笑、一舉手一投足，一個個人物的亮相、定型。如此一幫人，對過去鄉鎮和縣文化館的關心、支持，對逢年過節的表演安排，不勝懷念。現今呢，不受重視、誰也不過問，很感失落，很為不滿。傳統文化就眼看著這樣一點點失去了。
凝聚鄉友文化 發展外向型經濟
一、開江：外向型經濟及其特點
開江農耕經濟發達，主要是以大米為主的農產品的大宗輸出，包括桐油和生絲，也特別包括上世紀70年代以後的小五金產品，成為開江傳統外向型產品輸出的商業品牌，飲譽川東北各縣，以至於省內外、海內外。開江大米生產，擁有20萬畝良田，以過去時代平均400斤畝產量計算，共8000萬斤。除15萬-20萬人口的自留部分，大約5000萬斤也即三分之二成為商品糧。
改革開放以後，開江外向型經濟主要體現為勞務輸出。10萬農民工遍布全國各地，又主要集中在廣東、重慶、成都和北京等地，廣東東莞、中山等地還產生鄉友企業家集群。以上情況說明：
其一，開江地方經濟曆來是以外向型經濟為其突出特點，在今後的長時期之內，都會是如此。
其二，開江曆史上傳統農業發達，如今卻已衰退，現代農業產業優勢尚未產生形成，而現代工業幾乎說不上有什麼發展，更不要說什麼增長極了。
日本經濟，就是典型的外向型經濟。資源缺乏，國土限製，使日本民族對自己生存環境抱有一種天然的、強烈的危機意識——而這是最具文化動力意義的一種意識。正是國民的危機意識，成為戰後日本埋頭提高科技水平、培養產業優勢、發展外向型經濟的重要民族凝聚力。日本是個島國，四周是海，在空間形式上具有天然的凝聚力，“前世修來同船渡”，凝聚力很強。開江人，何不參照日本，看看自己。
開江外向型經濟，創造了多個勞動就業市場，如傳統勞動力市場。
重慶如今有一支著名的“棒棒軍”，活躍在山城街巷。曆史上，開江也有過一支由挑二哥隊伍浩浩蕩蕩組成的棒棒軍勞動大隊伍，他們挑米、挑鹽、挑桐油、挑棉花、挑布匹（一匹布二斤七八兩）、挑黃表紙、挑豬鬃等地方特色產品。
開江傳統挑二哥運輸業構成4條物流路線：
一是“跑雲陽”。這是一條古老的鹽米道，挑開江盛產的大米到雲陽，返程挑雲陽生產的食鹽。人挑、騾馬馱運，一隊馱子多達幾十匹騾馬。經開縣溫泉、縣城、臨江、鐵橋、南雅，進入開江講治、橋亭，抵達縣城。加之元明時期的川東行政中心在夔州府，“下夔州”跟“下雲陽”同一條路線，更促進其運輸業的繁盛發達。
二是“走三河”。分散於宣漢前河、中河、後河三河沿線各場鎮碼頭，連卸帶挑，故有“挑碼頭”之說。類似如今到外地打工，集中在廣東沿海各地城市。
三是“進陝西”。從開江前往陝西（包括湖北房縣等地），挑去四川達州大樹場李三元和萬家場的黃表紙等產品，挑回陝西的優質棉花，順帶秦巴山區如萬源、鎮巴等地的藥材、山貨等土特產品。
四是“下萬縣”。是最熱鬧的也是最後的物流線路。挑開江的桐油、生絲、草紙、布匹、皮革等產品到萬縣，再挑回萬縣的日用百貨。開江諸多商家在萬縣設“號口”，不斷向開江“打貨”（批發商發運貨物）。
以上4條路線上活躍的挑二哥隊伍總人數估計在3萬左右。這個規模，跟現在外出的10多萬農民工，按兩個曆史時期的不同人口總量作比較，按比例，規模接近。我們開江世世代代先輩的這一輝煌過去，也凝結了其艱辛痛苦的血淚。這是開江曆史的重大章節，我們怎能忘記？
二、開江在外鄉友以及農民工群體
“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這一流傳久遠的民間俗語，形象概括了同鄉人異地相逢所產生的鄉親之情和思鄉之情。這是人之常情，是一種雙向命運選擇的情感表現。
1.在外鄉友與民工潮。
廣東梅州有500萬人，而百年以來，海外梅州人不止500萬人。開江一縣，在外鄉友究竟有多少大概無法統計，可估算為兩個基本數字，一個是指曆年讀書、當兵、招工而出外的鄉友人數，另一個數字則包括改革開放以來去沿海及省內外多個城市的農民工。農民工總數大約為10萬人；其他鄉友總人數假設為開江現在人口總數的10%，則為五六萬人。新中國成立60年每年走出開江的平均人數，則為1000人。其中，以3個三分之一計算，外出求學的數量約為300餘人，當兵約為300餘人，招工或其他外遷的數量為300餘人。近幾年，出外求學人數猛增，多達2000人以上。非農業人口包括幹部職工、城鎮居民移居外地如成都、重慶等地以及外省的人數猛增，平均每年遷移數量不下1萬。這部分人數中，還有相當一部分是退休、離崗待退人員，他們在開江拿工資，但吃喝拉撒卻不在開江。
（在外鄉友群體有一個“代際轉換”的特點。經過年代演化，鄉友必然通過代際形式轉換為新生代，其“鄉友”概念的內涵逐漸發生變化，鄉情、親情、友情也會發生變化。）
改革開放以來，農村推行聯產承包責任製，農民從土地的束縛中被解放出來，不但大大減少了農業勞動的時間，而且莊稼也種好了。新的俗語說：“一個月過年，兩個月種田，九個月掙錢。”反映了改革開放後農村發生的巨大變化，更傳導了這樣一個信息：讓更多農民走出土地，是社會發展的必由之路。“民工出川”勞務輸出，為開江農民工走出開江提供了曆史機遇。所謂“九個月掙錢”，就是指農民外出打工，尋求勞動力的出路。最新數據表明，全國農民工總數2.6億。據統計，“九五”期間，四川輸出和轉移農村剩餘勞動力突破5000多萬人，占農村勞動力總數的1/5，占全國勞動農民的1/6，是中國民工潮的主要源頭。外出務工，人均年收入3000元，淨收入1500元。2000年實現勞務收入450多億元，其中通過郵局彙回現金210億元，相當於四川省全年的財政收入。四川的農民工出川，2005年轉移和輸出農村勞動力1637.3萬人次，實現勞務收入722億元。轉移輸出規模和勞務收入位居全國第一。然而，農民工離開祖祖輩輩廝守的家園，放棄土地主人的自尊自矜，放棄家園的清閑和安逸而外出打工，大多是幹城市裏最重最髒最累的苦力，而所得甚微。能不出去嗎?不能。不出去，就擺脫不了貧困，就沒有希望。
2.農民工與縣域經濟。
1999年，筆者通過調查,對1998年開江縣域經濟的一組數據作了分析，可看到農民工勞務輸出的巨大曆史性貢獻,同時，也可以看出當時的地方經濟是一個什麼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