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家之老子
上篇說老子以前的時候，和那種時勢所發生的思潮。老子親見那種時勢，又受了那些思潮的影響，故他的思想，完全是那個時代的產兒，完全是那個時代的反動。看他對於當時政治的評判道：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敦敢？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這四段都是很激烈的議論。讀者試把《伐檀》《碩鼠》兩篇詩記在心裏，便知老子所說“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餘”和“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的話，乃是當時社會的實在情形。更回想《苕之華》詩“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的話，便知老子所說“民不畏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的話，也是當時的實在情形。人誰不求生？到了“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的時候，束手安分也是死，造反作亂也是死，自然輕死，自然不畏死了。
還有老子反對有為的政治，主張無為無事的政治，也是當時政治的反動。凡是主張無為的政治哲學，都是幹涉政策的反動。因為政府用幹涉政策，卻又沒幹涉的本領，越幹涉越弄糟了，故挑起一種反動，主張放任無為。歐洲18世紀的經濟學者政治學者，多主張放任主義，正為當時的政府實在太腐敗無能，不配幹涉人民的活動。老子的無為主義，依我看來，也是因為當時的政府不配有為，偏要有為；不配幹涉，偏要幹涉，所以弄得“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上篇所引《瞻卬》詩說的：“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那種虐政的效果，可使百姓人人有“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於淵”的斷想（老子尤恨當時的兵禍連年，故書中屢攻擊武力政策。如“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兵者不祥之器”、“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皆是）。故老子說：“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
老子對於那種時勢，發生激烈的反響，創為一種革命的政治哲學。他說：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所以他主張：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複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這是極端的破壞主義。他對於國家政治，便主張極端的放任。他說：
治大國若烹小鮮（河上公注：烹小魚不去腸，不去鱗，不敢撓，恐其糜也）。
又說：
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又說：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乃也）。猶兮其貴言（貴言，不輕易其言也。所謂“行不言之教”是也）。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老子理想中的政治，是極端的放任無為，要使功成事遂，百姓還以為全是自然應該如此，不說是君主之功。故“太上，下知有之”，是說政府完全放任無為，百姓的心裏隻覺得有個政府的存在罷了；實際上是“天高皇帝遠”，有政府和無政府一樣。“下知有之”，《永樂大典》本及吳澄本，皆作“不知有之”；日本本作“下不知有之”，說此意更進一層，更明顯了。
我述老子的哲學，先說他的政治學說。我的意思要人知道哲學思想不是懸空發生的。有些人說，哲學起於人類驚疑之念，以為人類目睹宇宙間萬物的變化生滅，驚歡疑怪，要想尋出一個滿意的解釋，故產生哲學。這話未必盡然。人類的驚疑心可以產生迷信與宗教，但未必能產生哲學。人類見日月運行，雷電風雨，自然生驚疑心。但他一轉念，便說日有日神，月有月神；雷有雷公，電有電母；天有天帝，病有病魔；於是他的驚疑心，便有了滿意的解釋，用不著哲學思想了。即如希臘古代的宇宙論，又何嚐是驚疑的結果？那時代歐亞非三洲古國，如埃及、巴比倫、猶太等國的宗教觀念和科學思想，與希臘古代的神話宗教相接觸，自然起一番衝突，故發生“宇宙萬物的本源究竟是什麼”的問題，並不是泰勒斯（Thales）的驚奇心忽然劈空提出這個哲學問題的。在中國的一方麵，最初的哲學思想，全是當時社會政治的現狀所喚起的反動。社會的階級秩序已破壞混亂了，政治的組織不但不能救補維持，並且呈現同樣的腐敗紛亂。當時的有心人，目睹這種現狀，要想尋一個補救的方法，於是有老子的政治思想。但是老子若單有一種革命的政治學說，也還算不得根本上的解決，也還算不得哲學。老子觀察政治社會的狀態，從根本上著想，要求一個根本的解決，遂為中國哲學的始祖。他的政治上的主張，也隻是他的根本觀念的應用。如今說他的根本觀念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