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盛中寓衰
1911年四川爆發了聲勢浩大的“保路運動”，繼而引發了全國性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統治，徹底結束了兩千餘年的封建社會，建立了民國。從上世紀20年代後期到40年代初，出現了一個相對安定的時期，四川曲藝在清代的基礎上有了一個更高水平的發展，各地，特別是成、渝等大城市，書場林立，名家輩出。
抗戰時期，由於四川是大後方，加之南京國民政府遷往重慶，不少機關、學校、文化團體及一大批進步文化人南遷入川。一批北方曲藝品種如相聲、大鼓、墜子等及其藝人也紛紛入川，南北曲藝的交流，進一步促進了四川曲藝的發展。
抗戰勝利後，不少外省曲藝藝人便紛紛出川回原籍去了。此時，國民黨當局忙於內戰，四川經濟日漸蕭條，通貨膨脹，物價飛漲，素號“天府之國”的四川亦瘡痍滿目，民不聊生，四川曲藝的發展自然受到極大地打擊。同時，曲藝藝術亦不可避免地受到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思想及帝國主義文化的侵蝕，迷信、淫靡的內容和音調滲入到一些曲藝曲目中，致使四川曲藝陷入停滯不前的狀態之中。
第一節 曾經群“芳”豔曲壇
上世紀20年代後到40年代初，四川曲藝在清代繁盛的基礎上，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麵：
一是全川曲藝藝人紛紛建立各種會社、班社的藝人自治及教學組織。除早期建立的成都洋琴“三皇會”外，較有影響的有1925年成都慈善機構“慈惠堂”開辦了四川第一個曲藝科班洋琴班——“瞽童教養所”，至1950年“慈惠堂”解體，先後培養了近200名洋琴演唱者，成名者達十餘人。還有合川縣藝人劉明德建立的清音“明德堂科班”（1932），重慶“清音歌曲改進會”（1930）、“說書改進會”，成都“清音職業公會”，榮縣“竹琴俱樂部”、“竹琴公會”，自貢“竹琴南音會”、“竹琴清音會”、“釜溪琴社（洋琴）”，萬縣“評書訓練班”，據說當時參加者達六十餘人。此外尚有達縣（今達州市）“擊壤居”（主要演唱川北洋琴）、“聖學會”（四川善書）等。
二是有一支較為龐大的四川曲藝藝術隊伍，並湧現出一批名馳全川的領軍人物。鍾曉帆、楊永昌、賈樹三、曾炳昆、李德才、李月秋、劉明德、周敬承、王秉誠、肖湘泉、逯旭初、鄧梓喬、陳瓊瑞、何克純等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限於篇幅，僅簡介於後。
鍾曉帆（1862－約1936），評書藝人，在四川曲藝界無人不知。四川成都人，其家世不詳，係光緒年間秀才。家貧，以課徒（塾師）為生。在一個偶然的機會結識了外地來蓉的評書藝人林三陽（生卒、身世均不詳），交往之間甚為投機，遂拜林為師，棄教從藝。由於鍾曉帆自幼天資聰穎，博聞強記，好文學，通經史，乃至三教九流、陰陽雜家之學無不涉獵，加之頗善言辭，談吐風雅，故初一登台即聲名大噪。
鍾曉帆說書口齒清白，語言生動；對曆史掌故、典章製度如數家珍；對風俗人情及書中人物繪聲繪色，刻畫入微；且善評論，引古證今，褒貶善惡，深得聽眾好評。由於說書時侃侃而談，少做動作，談笑風生，有文人風度，武書亦文說，被聽眾譽為“文狀元”、“評書泰鬥”和成都“三絕”之一。時人劉師亮有竹枝詞讚說：“鍾曉帆書入世評，劉安全相使人驚。青衣花旦黃金鳳，三絕而今尚有名。”
鍾曉帆說書技藝高超，善加“瓤子”，會留“門坎”（即留下懸念，吸引聽眾），故聽眾十分踴躍。民間曾流傳一則《鍾曉帆“脫靴”》的故事。
故事說有一次，鍾曉帆在本市東較場附近的迎曦茶社講《孟麗君》，當說到“脫靴”一段：“話說皇帝聽說他的大臣是個巧扮男裝的女人，有意召她進宮飲宴，打算用酒把她灌醉後，即命太監脫下孟麗君的靴子，以查虛實。”說到此，醒木一拍，紮書了，留個“門坎”：“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明夜請早。”就這樣，今晚、明晚、後晚，一連十個晚上，孟麗君足上的靴子還沒脫下來。聽眾聽得津津有味，幾個“丘八”大爺急火了。原來這幾個兵是東較場的駐軍，每天晚上背著長官翻牆出來聽評書。回去被發現，每人賞十個“手心”。盡管受了罰，但心裏仍掛著孟麗君足上的靴子，第二天晚上又溜出來，回去又挨打，幾個兵急了，來到茶館把鍾曉帆抓住，氣勢洶洶地問：“這靴子脫不脫得下來？”
鍾曉帆一見這陣仗，連忙說：“脫得下來，脫得下來。”
“好久脫？”
“今晚脫，今晚就脫。”
於是上台去三言兩語就讓孟麗君脫了靴子，拆了“門坎”，評書收場，聽眾歎息，“兵大爺”回營……於此，可見鍾曉帆說書藝術魅力之一斑。
鍾曉帆善說《三國演義》《精忠傳》《東周列國誌》《水滸傳》等墨書。代表書目有《大紅袍》《綠野仙蹤》《文武榜》；自創有《青萍劍》《青城劍》等。鍾曉帆傳有三代弟子數十人，但大多已作古矣。①
楊永昌（約1867－1945），四川涪陵人。原名楊仲書，綽號“楊煙灰”。楊曾考中過秀才，後因家道中落，流浪到成都，約18歲時因生計無著，便拜藝人劉寶山為師，學唱金錢板，出師後便在成都及周邊縣鎮賣藝度日。
據一些老藝人回憶，劉寶山係重慶人，其家世、身世均不詳。隻知劉寶山原係道士，除唱金錢板外還唱道情（即竹琴）等幾種曲藝形式，故有“五匹齊”之稱。
楊永昌對四川金錢板的重要貢獻主要體現在唱腔的改造和板子的板式打法等方麵。
金錢板早期唱腔十分簡單，隻是將四川話的語音按其“四聲”略為音樂化而已，故說的成分重於唱的成分，藝人稱為“老調”。後來在“老調”的基礎上逐漸形成音樂性較強的“流水腔”。楊永昌在演唱“流水腔”時覺得此新腔雖較“老調”圓潤流利，但仍有不足之處。一是仍不規範；二是在唱詞中過多加入一些使用不當的襯詞，往往會妨礙詞義的準確表達。
楊永昌在演唱中特別強調行腔優美，吐字清晰，方能使詞意明白曉暢。因此首先將唱腔中一些使用不當的襯詞一一刪除，使唱詞詞義的表達明白準確。楊永昌曾經是川戲玩友（業餘愛好者），因此他在構思唱腔時，有意識地將川戲高腔的一些曲牌唱腔借過來，有機地糅進金錢板的唱腔中，使金錢板的唱腔逐步達到字正腔圓、優美純淨的境地。楊永昌通過不斷的演唱實踐，逐步形成了一些不同於“老調”、“流水腔”的新腔，聽眾頓覺耳目一新。在此基礎上，借用川戲高腔的曲牌名稱，為所創的新腔一一定名，使其規範固定下來便於流傳。現今四川金錢板的主要曲牌如［富貴花］［紅衲襖］［滿堂紅］［江頭桂］及［江頭金桂］等均係川戲高腔牌名。與此同時又對行腔節奏、速度及板子的打法進行了規範，並歸納了［一字］［二流］［三板］等不同的規範化的節奏形態，減少了唱、打的隨意性，大大地增強了金錢板的藝術表現力，對金錢板這一民間曲藝形式的發展與傳播都有極為重要的作用。①
賈樹三（1894－1951），成都人，回族。父親曾是清真寺的阿訇，半歲多時父母雙亡，靠姐姐在皇城（今成都天府廣場）邊種菜為生。三歲時（一說五歲）因患眼疾雙目失明，因其行五，故小名“瞎五兒”，成名後人稱“賈瞎子”。
為生活所迫，六歲時由姐姐牽著沿街叫賣雪梨膏。約十歲時向一賣草藥的民間藝人“李草藥”學唱“道情”（竹琴），所唱為《壽昌尋母》《韓湘子三度靈英》之類的曲目。後來“李草藥”因生活所迫離開成都。賈樹三又拜回族民間藝人馬道洪（一說馬少成）為師（馬因善唱三國故事，故人稱“馬三國”），開始了他走街串巷的賣藝生涯。再後來，“馬三國”在貧病交加中死去，賈樹三便開始獨自行藝，請人牽著出入於“三館”（旅館、茶館、煙館），靠十分菲薄的收入維持艱難的生計。後來為生計所迫，不得不外出流浪賣藝。輾轉於眉州、樂山、宜賓、瀘州等地。
上世紀20年代初，賈樹三回到成都，投在蔡覺之門下，學習揚琴調竹琴（關於蔡覺之與揚琴調竹琴，後麵有敘述，此處從略）。當時的竹琴與揚琴一樣是五方人分包趕足，同台演唱，多在中山公園（原成都市勞動人民文化宮）茶園演唱。數年後，蔡覺之謝世，同台藝人亦紛紛離去，賈樹三又開始了他單獨演唱的賣藝生涯。
賈樹三聰明好學，刻苦鑽研，並在《國民公報》主筆譚創之等一批文化人的支持幫助下，經過幾年努力，終於創立了一人串生、旦、淨、醜的“賈派竹琴”。上世紀20年代末，在琴迷、友人的幫助下，在成都東城根街、桂花巷口的錦春茶社設下固定書場，每晚獻藝。抗戰前後紅極一時，許多文化界名人都常去聽他的竹琴演唱，如巴金、胡愈之、謝添等。
據老聽眾李思楨回憶，1942年秋天的一個晚上，他與馬廷森一起去錦春茶社。去時能容納三百多人的書場已坐得滿滿的，過道上還加了不少小凳子。落座後發現前排兩張二聯桌子，一張桌旁坐著的是馮玉祥、肖靜軒、陳國林等軍政要員；另一張桌旁坐著譚創之、胡恭先、周建芳、李功甫、賈培芝、李蓮生等文化界人士。
小舞台兩側懸掛兩副紅緞金字對聯。一聯係《國民公報》主筆譚創之贈：“唱罷離合悲歡，回首依然賈瞎子；拍開風花雪月，傷心誰問李龜年。”
另一聯為當時蜀都名士尹昌齡書贈：“盛世之元音已杳，今又逢師曠重來。絕技出瞽盲，最好是《楊素還妻》《李陵餞友》《潯陽送客》《子胥渡蘆》串生旦醜淨而各肖神情，慷慨激昂驚四座。
曆年之國步多艱，隻贏得長沙痛哭。幽懷寄彈唱，恍如聞‘漸離擊築’、‘雍門撫琴’、‘越石吹笳’、‘彌衡撾鼓’從忠孝節義以扶維教化，發揚蹈厲足千秋。”
這兩副對聯不僅對賈樹三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更對其人品、藝品作了高度的評價。
當晚賈樹三演唱了《潯陽琵琶》《三戰呂布》兩個竹琴唱段。演唱結束時，在熱烈的掌聲中，馮玉祥將軍大步走上舞台，握著賈樹三的手說：“賈老板唱得太好了！爐火純青，唱出了感情。”隨即轉身麵向聽眾說：“今晚聽唱後，我認為北方的劉寶全（京韻大鼓的鼓王）和四川的賈樹三，可稱為獨唱雙絕。”此話一出，又引來一陣雷鳴般的掌聲。
賈樹三在艱難的歲月中、在執著的藝術追求中，終於熬到了新中國成立。
新中國成立後，賈樹三被選為成都市曲藝改進會委員，他積極響應政府號召，編唱新詞。他自己編寫了竹琴《買公債》，與弟子裴墨痕改編了《王貴與李香香》。1951年，當時的文化主管部門責成西南音專（今四川音樂學院）與川西文聯組織力量將為其錄音時，賈樹三卻於該年1月26日病逝於成都，給我們留下一段遺憾的曆史。在賈樹三的追悼會上，文藝界聯合送了一副挽聯：“向新政府緊緊靠攏；是曲藝界藝術先聲。”①
曾炳昆（1898－1952），成都人。出身於貧民家庭，四歲時父親亡故，家境更艱難。整個少年時期以賣油糕、蒸饃、補碗及當琢玉徒工為生。
曾炳昆自幼聰慧敏捷，喜愛說唱，十三四歲時曾在中山公園（原成都市勞動人民文化宮）唱連簫、打肉蓮花糊口。20歲時，方拜李相成為師，學習口技、相書。李相成係盲人，以“說相書”為生，時人多稱為“李相書”。《成都通覽》在“成都之遊玩雜技”中記載：“相書……成都隻有李姓說得好，名李相書，每日工錢六百文，夜間三百文，住東華門街一瞎子耳。”“相書”在當時十分受人喜愛，甚至是人們節日喜慶活動中少不了的項目。《成都通覽》在“成都之民情風俗”中，即有“正月（過年）……聽洋琴、聽相書……”的記載。
四年後，李相成故去，曾炳昆便與師兄鄒明德一起行藝。後來鄒明德改習魔術（新中國成立後進入成都市雜技團），曾炳昆便獨自一人賣藝。1932年曾炳昆獨自去重慶賣藝，後輾轉於川北遂寧及川南自流井（今自貢市）一帶，將“相書”這一民間藝術形式推廣到四川各地，但他的藝術生涯大部分是在成都度過的。《新成都》一書便有如下的記載：“口技俗呼像聲（即相書——引者注），由一人隱藏於布籠內，作各種鳥獸聲音及各種人聲音。”此種技（藝）在昔已有，惟妙惟肖，洗耳靜聽，儼如多數人之聲音。此雖雕蟲小技，然亦不失為一專門人才。成都操口技者……現僅有名曾炳昆者一個，操此專業，每日午前在新南門外茶社表演，午後在外北曹家巷聖清茶園獻技，表演口技。除學鳥獸聲音外，多取滑稽故事，以悅聽眾。”①
曾炳昆除說相書外，還獨創了在布籠外說笑話（類似於單口相聲）的形式，行話稱前者為“暗口”，後者為“明口”。他善於觀察生活、反映生活。故創作題材廣泛，手法不拘一格，甚至信手拈來，出口成趣。其作品用語機巧，故事情節風趣生動。其中不乏愛憎分明，歌頌勞動人民勤勞機智、揭露和鞭撻舊社會醜惡現象、反映時代風尚的作品。自創了百餘段“暗口”與“明口”相書段子及笑話。如《花子鬧街》《八音鈴》《打大川飯店》《黑幕飯店》《醜斷橋》等。
新中國成立後，他積極編演歌頌共產黨、描寫人民幸福生活的新曲目。如1950年，解放軍入城後不幾天，便創作了《十數詞》：“一心人民望解放，二十五日國黨藏，三橫一直（王讚緒）維持現狀，四城門聽不到炮聲昂，五星紅旗飄揚在大街上，六親見麵問安康，七十二行生意買賣照樣，八路軍進城人民歡喜若狂，久（九）後必有幸福享，十月一日慶無疆。”在知音書場演出。同時還創演了描寫一位婦女勸說丈夫棄暗投明，悔過自新的《醜回營》，積極宣傳黨的方針政策。
曾炳昆於1950年4月參加川西曲藝改進會，1951年9月加入成都市第一實驗書場，時已患病。1952年春帶病去重慶出席西南第一屆戲曲觀摩演出大會，回蓉後病情加重，兩次入院，於1952年6月13日不幸逝世，終年54歲。
出版有相書選集《騙總爺》《曾炳昆笑話集》存世。①
李德才（1903－1982），藝名德娃子，成都人。出身於藝人世家，父親李炳福係揚琴藝人。1909年，六歲時隻讀了一年私塾便輟學隨父學唱揚琴，七歲時便登台唱“爬爬生”（即小孩子角色）。大約一兩年時間，因生活所迫，在“變聲”（民間稱為“換童”）期間仍天天演唱，既得不到休息，更談不上保護嗓子，結果致使倒嗓失聲，無法再唱揚琴。這對於一個吃“開口飯”（職業說唱演員的俗稱）的人，那是致命的一擊。但後來李德才卻練出了一副非常優美的仄音嗓子，改習旦角，並自創出別具一格的“德派”唱腔。然而是誰幫助少年的李德才度過這個坎的呢？至今尚鮮為人知，這就需說說“瑞華班”與王瓊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