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慶初六對山人及定晉岩樵叟所作“竹枝詞”則說得較詳：“清唱洋琴賽出名，新年雜耍遍蓉城。淮書一陣蓮花落，都愛廖兒《哭五更》（廖貴——原注）。”“說書大半愛吳暹，善拍京腔會打躚。一日唱來閑半日，青蚨一串尚嫌廉。”
這“新年雜耍遍蓉城”、“吹彈夜夜亂如麻”正是民間曲藝活動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真實寫照。上引“竹枝詞”說到的曲種有“花鼓詞”、“洋琴”、“淮書”、“蓮花鬧”、“說書”（即評書）、“小調”等。詞中的《哭五更》便是“小調”的一支曲牌名，《成都通覽》中的“小調及小調絲弦”條所記載的104支曲牌、曲詞名，便有《哭五更》一名。
此外，清末傅崇矩的《成都通覽》在“成都之遊玩雜技”中記載的曲種有“打連三”（有人說“打連三”為“金錢板”的前身，餘以為尚待商榷）、“車車燈”、“胖胡琴”、“洋琴”、“說評書”、“相書”、“打花鼓”、“唱書”、“蓮花鬧”、“唱道情”，在“成都之音樂及曲牌腔調”中記有“小調”等曲藝形式。在四川各地的方誌及一些雜記亦多有類似的記載，尚有“善書”、“連廂”等曲種。
如此眾多的曲種彙集於四川，使四川曲藝形成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格局，而這一格局的形成正是移民入川所致。各省入川的移民在四川各地“構成自己的集團，各省人有各省人獨特的祀神，獨特的會館”，各省入川之民不僅帶來了各地的生產技術，同時也帶來了各地的習俗，特別是各地的各種民間藝術，並在四川這塊沃土上生根發芽，開出新的花朵。
在四川曲藝中，“四川清音”這個曲種最能體現移民文化給予四川曲藝的深遠影響。
首先，在稱謂上就顯得頗為複雜，現在稱做“四川清音”，過去有各種稱謂，“唱小調”、“唱月琴”、“唱琵琶”、“海湖”、“調子”等。“清音”係承襲明代的“小唱”、“小曲”，清代稱為“清音”①。流傳各地便出現了各種稱呼，而“清音”一名反倒被部分地遺忘了。而各地的不同稱呼隨著移民的入川傳到了四川。
其次，僅從“清音”曲牌的名稱就能推斷它來自四麵八方，如［陝五更］［武昌調］［漢調］［揚州調］［下江十杯］［貴州調］［東北風］等。
清代曲藝人行藝的場所及方式主要有如下三種：一、茶館；二、出堂會（即到顧主家中演唱）；三、沿街賣唱。
川人喜飲茶，且曆史悠久，故四川無論城市鄉鎮茶館特多。這茶館正是人們休息、休閑之最佳去處，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的曆史變遷》中說：“詩歌起於勞動和宗教。……至於小說，我以為倒是起於休息。人在勞動時，既用歌吟以自娛，借它忘卻勞苦了，則到休息時，亦必要尋一種事情以消遣閑暇。這種事情，就是彼此談論故事，正就是小說的起源。”就中講得好的或特別好的，自然就被稱為“專門家”，自然就出現了藝人。當講到動情之處，不免就會謳吟數句，這不正是說唱藝術——曲藝之濫觴麼。故竊以為“曲藝”亦是起於休息的。因此茶館便自然成為曲藝藝人的主要賣藝場所，曲藝自然被稱為茶館藝術。如《成都通覽》所說：“成都之茶鋪多，名曰茶社。……省城共計四百五十四家。在前之鬥雀、評理等事已禁止，惟評書、洋琴二事尚仍舊也。”前引《渝州竹枝詞》即有“茶棚酒肆紛弦索”句。
清人丁治棠的日記《晉省記》中詳細記敘了成都中蓮池街一家茶館：“十四日，陰，微晴……午後，聞中蓮池畔有茶社，臨水開窗，荷香沁鼻，為夏月逭暑地。邀吳鏡川、任九成偕往。幾榻疏朗，明窗四照，荷池數千本，碧葉粘空，花紅媚水，晚涼風起，萬綠翩翻，如在西湖玩景……中設高座，有說評書者，待久未來，社燈明矣，興盡歸。”①
在茶館賣藝有兩種方式：一是較長時間固定在一茶館行藝，稱為“坐館”。二是臨時入茶館行藝，唱幾段，收了錢便離去，稱為“打老闖”、“鑽黃館”。
“出堂會”即藝人受邀到顧主家中演唱。一些大戶人家遇婚喪節慶、生朝滿日，即請藝人（包括魔術等）到家中演唱以增熱鬧喜慶的氣氛，這在當時成為一種時尚。本土著名作家李劼人先生曾抄過其“外家家存的一本舊賬簿……乃係一百餘年前一樁大喪事的用賬”，發表在1945年的《風土什誌》上。其下卷記有一筆“堂會”用賬，係李劼人先生的外曾祖為其母親做60大壽所請的“堂會”，時間是清道光二十一年八月（1841，9），此賬記有：“十六、十七、十八日福泰班戲錢四十千文……初八、初十、十一日洋琴錢四千文。”這記載實在太過簡單，但畢竟告訴了我們一百六十多年前“洋琴”出堂會的些許信息。
前引《晉省記》亦記有在朋友家做客時“茶罷排席，忽有二花至，俱廖姓，長者名麼，風致婀娜，彈唱俱佳……俄又一花至，姓牟名紅玉……色藝俱妙，彈唱數曲……賓主俱沉酣大醉”。② 此是作者記載在合州的事，可見除成都外，四川各地均有此風尚。
“沿街賣唱”，此類多屬色藝稍次的一些藝人，即《成都通覽》所說：“有瞎子攜胡琴者，有女子抱月琴者，有陝人彈太倉弦者，有唱小曲者，每折戲不過費錢四十文。公館內多喜之，外則貧民沿街聚唱，亦有可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