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害怕“雙性同體”？
——當代性別文化反思
朱鬱文
美國荒誕派劇作家愛德華·阿爾比（Edward Albee）1962年寫過一個三幕荒誕劇《誰害怕弗吉尼亞·伍爾夫？》（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大獲成功，被公認為阿爾比最傑出的劇作。該劇於1966年被導演邁克·尼科爾斯（Mike Nichols）改編成電影，就是那部由伊麗莎白·泰勒和理查德·伯頓主演的《靈欲春宵》。阿爾比之所以取此名是受到了1930年代一首流行童謠的啟發（劇中人物多次吟唱），該童謠名為“Who’s Afraid of the Big Bad Wolf”（誰害怕大灰狼？）。英語中，“狼”（wolf）與“伍爾夫”（woolf）諧音，故有此聯係。不管阿爾比是否有對女權主義的影射，有一個事實的確存在，那就是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女權運動第二波浪潮興起之後，的確有人視之為洪水猛獸，“woolf”（喻指女權主義）與“wolf”（大灰狼）的聯係暗示了人們對女權主義的擔憂和恐懼。
陶麗·莫依（Toril Moi）在《性與文本的政治》一書的緒論用了相同的標題，這一次她是為伍爾夫遭受的誤解和批判翻案。在她看來，不僅許多男性害怕伍爾夫，不少女權主義者同樣害怕。她認為，如果男性批評家攻擊伍爾夫是在意料之中的話，而眾多英美的女權主義後繼者們對伍爾夫拒絕和排斥就是值得深思的事了。莫依考察了女性主義批評家肖瓦爾特（Elaine Showalter）、斯塔布絲（Patricia Stubbs）、赫麗（Marcia Holly）以及海爾布倫（Carolyn G．Heilbrun）、巴讚（Nancy Topping Bazin）、巴萊特（Michele Barrett）、瑪爾庫斯（Jane Marcus）等人對伍爾夫的研究，這些人對伍爾夫的否定性或誤讀性評價，在莫依看來都沒有真正理解伍爾夫思想的實質及其產生的文化背景。比如針對肖瓦爾特對伍爾夫雙性同體思想的批評，她認為應該將伍爾夫的雙性同體觀置於性別主義的形而上學語境中加以考察。伍爾夫意圖不在逃避固定的性別特征，而是要識別其故弄玄虛的形而上學本質。伍爾夫拒絕它是因為看清楚了它而非因為害怕而逃避。她已經明白女性主義鬥爭的目標必須是對致命的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這一二元對立的解構。麵對伍爾夫的遭遇，莫依聲稱要“為了女性主義政治而營救伍爾夫”。
1997年，安·奧克利（Ann Oakley）和朱麗葉·米切爾（Juliet Mitchell）合編過一本書：《誰害怕女性主義？》（Who’s Afraid of Feminism？），裏麵收錄了眾多女性主義學者麵對女權主義運動遭遇的政治反衝，對女權主義的影響及問題進行探討的文章。
類似“Who’s Afraid of…”這樣的標題，已經暗示了一個基本的事實：女性主義（運動）從其誕生起就一直在引起許多人的恐慌。不可否認，激進女性主義在某種程度上製造了人們的恐慌；但同樣不可否認，這種莫名的恐慌多數源自人們對女性主義的偏見和誤解。現實中，我們遇到的那些強烈的反女性主義者往往對女性主義一無所知或知之甚少，他們的立場和態度基於的是對女性主義的臆想或道聽途說。毫無疑問，在女性主義批評之後出現並與女性主義、酷兒理論和運動、後結構主義等緊密相連的性別研究，麵臨諸多類似的處境。
據維基百科解釋：“雙性同體”（androgyny），衍生自希臘字體？νδρo？（andros，意思是男人）和γυν？（gyné，意思是女人），指稱一種陽性/男性特質與陰性/女性特質相結合的狀態，一般用於流行時尚、性別身份、性生活方式以及生物學上的雌雄兼體（尤其涉及植物和人類的性征）。它可用於生物學和醫學（指軀體上的雌雄同體或陰陽人），也可用於心理學（指同一個體既有明顯的男性人格特征，又有突出的女性人格特征，這兩個特征會根據個體的不同需要有不同的表現），並且伴隨著曆史演變，此概念已漸漸超越這些層麵而進入到人類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從而更多地強調其象征意義，其內涵也變得極為豐富。隨著女性主義理論的發展，“雙性同體”這一個概念頻繁地出現在女性主義和性別研究話語當中，對“雙性同體”問題的探討也成為性別研究中的重要一脈。但是，人們對它的理解和看法卻存在著很大的差別和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