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別人問起我的籍貫，我照舊會說山東，這當然是一種頑固、無可救藥，而且最糟糕的是非常“政治不正確”的省籍情結。但我卻無法漠視下列一長串的疑問：我是如何誕生在這個島嶼上的，假如1949年我的父親沒有搭南下廣州的火車，假如國民黨不是如此昏庸腐敗、假如台灣人和外省人不曾互相排斥，假如假如……
我的父親不會回答我的疑問，因為對他而言，事情就是如此如此的發生了，人生不可能重來一遍。
正如郝譽翔在《逆旅》中不斷詰問自己的父親，為什麼在成長過程中，她與父親處於一種陌生而又重合的生命形態。其實，這恰恰暗示了外省第二代與中國大陸和台灣的微妙關係，她們身處在自身固有的中國民族主義認同和在地台灣本土認同爭論的旋渦中，在精神上對大陸的認同不被台灣現實社會環境所容忍，而依附於台灣生活的他們對“台灣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又不苟同。這些矛盾都說明了她們的生命與中國大陸和台灣是既陌生而又有交集的。在外省第二代心中，中國大陸與台灣本土都占據不可或缺的位置。而自我成長的記憶，是建立自我人格與世界觀的重要憑借，是自我身份確認的重要依據。正如霍爾所言，“身份不是沿著某一徑直連續的路線產於固定的本原”。外省第二代的身份認同並不能如一些台灣本土力量而言，僅僅由單一的本原來確定。因為無論父子關係多麼疏離，父親對於自己的教育和影響，外省第二代終究是無法回避的。如郝譽翔在文本中所提到的，這些教育形塑了她將近30多年的生命，是建構“郝譽翔”之所以成為“郝譽翔”的曆程，她無法抹去自我成長的憑借，所以在“別人問起我的籍貫，我照舊會說是山東”。而這種回答在台灣主流社會，麵對族群身份詰問時，是政治立場不正確的回答。而對於“台灣民族主義”主流思想加諸在他們身上的認同壓力，外省第二代的反應是各不相同的。蘇偉貞用一種抗議的姿態說出了大多數外省人的心聲，“他們並沒有不認同台灣”：
“愛台灣”？這已經是他們父母最後及唯一退到之地，他們生之長之的“國”（注：引號為筆者加）土，要談愛不愛，會不會是太簡單的口號或算數？“愛台灣”？難道他們寫的是瑞士、法國或西班牙？他們使用的語言文字是阿拉伯或楔形文字？是中文啊！為什麼才隔了道竹籬笆或蔣中正題字的村名基石，就真的是外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