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由於外省第二代的父輩們當之無愧為台灣正統的中華民族認同的主要代表，那麼通過對外省第二代小說文本中父親形象和父子關係這一視角，便可以將外省第二代在中華民族認同和台灣本土意識認同上的不同麵貌呈現出來，出現在兩者之間的交織和雜糅恰恰能夠說明他們在認同尤其是身份認同上的遊移和複雜。
父親書寫：安頓父親與安頓自我
斯圖亞特·霍爾曾經說過，“文化身份是有源頭、有曆史的。但是，與一切有曆史的事物一樣，它們也經曆了不斷的變化。它們決不是永恒地固定在某一本質化的過去，而是屈從於曆史、文化和權力的不斷‘嬉戲’”。中國民族主義文化是外省第二代女作家文化身份確定的源頭，而台灣的社會文化政治環境使得她們的文化身份經曆了不斷的變化。對於自我身份的確定，她們不能固守在過去，也不可能像“台灣民族主義”敘述所要求的那樣抹殺過去。族群曆史或者文化，是先天植根在外省第二代體內的集體“自我”。對於自己的直係祖先——父親，大多數外省第二代有著強烈的父係認同，這是有曆史根由的。解嚴後，在本土化論述日益猖獗的情境下，父親所維護的中華民族認同與曆史記憶的正統地位不複存在，相應地，其在政治及文化領域的優勢位置也被邊緣。麵對這種情況，外省第二代女作家自發自覺地更加慎重、珍惜地對待和思考父權在成長曆程中的生命意義。郝譽翔有一句話說出了大多數涉及父親及家族題材的外省第二代作家的心理：“我不直接書寫曆史，而希望由比較跳躍的筆法來安頓那些因漂泊無所依歸的靈魂，或曰安頓我的曆史。……他們不但被畢生信仰的政權所放逐，又被台灣這塊島嶼所放逐，然後在本土論述越來越強勢的今天，曆史就預備這樣子悄悄地把他們遺忘了……”
郝譽翔通過小說的形式，在《逆旅》裏透過“逆時間”的旅程，梳理了與父親相關的記憶，幫“無家可歸的而受苦的靈魂”，“立下安息的墓碑，以之安定流浪的魂魄”。40多年來父親以“旅行”的狀態在台灣超過20個以上住處生活。沿著這條形同流亡的生命蹤跡，她追隨自己的父親返回中國大陸原鄉，卻在旅途中各自迷失方向。這樣巧妙的安排，似乎也象征著解嚴後的外省人迷失在已經錯位的想象的原鄉記憶中，即外省第一代找不回自己的原鄉記憶，而外省第二代是無法驗證自己的原鄉想象，兩代人的身份認同皆遭到質疑。但是，也正是通過這段旅程，郝譽翔選擇在文本中追隨著父親的遊走腳步，找到了父親最初的情感印記，證明了他原鄉記憶的真實性，安頓了被大陸原鄉和台灣雙重放逐的父親的人生，也安頓了自我。本土論述的興盛標誌著父輩族群將被曆史遺忘，“無父”成為外省二代作家現實心理和意識形態處境的隱喻。即使理性上已經確認父輩反複吟誦的鄉愁和“反攻複國”的夢想已經虛妄不殆，但當形塑自我人格的父輩曆史記憶和信仰被本土論述視為毒瘤必須割除時，他們既有不忍亦有不平，更多的是父親缺席與信仰失落的焦慮與無助。於是他們選擇用文字將父輩的流亡與曆史記錄下來作為見證。由此，台灣外省第二代作家在20世紀90年代的父輩書寫，與以“審父”、“弑父”主題為主導地位的中國大陸小說中的父親書寫形成了強烈的反差。朱天文在點評張大春意旨讓孩子認識“他的父親、他的父親的父親、以及他父親的父親的父親”的小說《聆聽父親》時說道：“推動我們力量的並不是戀母弑父情結，而是‘肖父’的願望。從家族曆史中奪回自己，推之入不朽的願望”。
外省第二代女作家不僅對於父親的大陸原鄉這個“中國文化心理空間”有著不可割舍的地域認同，對於台灣同樣有著深厚的情感。因為她們是在這個具體可感的地理空間出生、成長的，多年的居住經驗，已經讓她們對台灣產生了一定程度的牽絆和情感，產生了不可忽略的地域認同。特別是當返鄉探親的經曆無法與記憶及想象中的藍圖吻合時，被稱為“台胞”的她們隻好回到台灣這個認同場域中，尋找她們居住多年的“家”：所謂一家老小，是老大哥在台灣“置”下的。他孤身一人來台，連祖宗牌位都沒有。所幸有了份可靠的工作，便往南部買成一房親事。在朱天心的《想我眷村的兄弟們》一文中我們知道外省人無法將台灣認為“久居之地”的原因是“清明節無墳可上”。而在台灣安家，就開始產生由地緣及血緣重新建立的認同感。可是外省第二代這種認同方式並不是認同“台灣民族主義”的其他族群所期待的。因為在外省人看來，她們認同的台灣，“是作為中國眾多省份中的一個省存在，他們被命名為‘外省人’是相對於‘台灣本省’而言的”。也就是說，外省人的台灣認同，是建構在中國認同的脈絡之下的，對於以台灣為主體認同的人來說，這樣的認同是不純粹的。更為痛心的是，作為台灣土生土長的外省第二代，在解嚴後高漲的“台灣民族主義”論述下，想融入台灣社會而不得，導致她們麵臨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如《想我眷村的兄弟們》中敘述者曾以痛心的口吻說道，對於外省第二代來說，本省人十分痛恨的“推行國語禁止台語”的戒嚴時期，此時正在她們身上上演：“你的那部分謀生不成功的兄弟們，在無法進入公家機關或不讀軍校之餘，總之必須去私人企業或小公司謀職時，他們有很多因為不能聽、講台語而遭到老板的拒絕。”外省第二代在麵對“台灣民族主義”霸權所製造的生存壓力之餘，往往還要因為外省人的身份被定性為政治立場不正確。不少外省第二代作家在文本中凸顯了自我身份的難堪和不被認同。郝譽翔在書寫自己父親身世的小說《逆旅》的《後記》中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