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史詩”最早在西方文學的概念中是指一種文學體裁，在文學批評中也屬於審美範疇。“‘史詩性’在當代的長篇小說中，主要表現為揭示‘曆史本質’的目標，在結構上的宏闊時空跨度與規模，重大曆史事實對藝術虛構的加入，以及英雄‘典型’的創造和英雄主義的基調”。一般來說，史詩講述的大多是英雄的傳奇故事。可見，“史詩”大多是由男人寫就的英雄故事，女人一直以來在曆史中就沒有地位，與史詩就更加相距甚遠。而嚴歌苓卻把女人的一生稱作“史詩”，這本身就是一種對正史、對宏大敘事的消解。從共時的角度看，她通過一個個“女人的史詩”消解了宏大敘事概念中的“史詩性”，力圖建構女性個體曆史敘事的史詩。從曆時的角度看，隨著時間的變化和作者本人閱曆的不斷增加，嚴歌苓對於女性在曆史中的命運處理也是處在變化之中。在早期作品中，嚴歌苓凸現了在曆史暴力中遭受重創的女性，這些女性（身體）大多是處於被展示且不能自救的地位的。在革命曆史的暴力下，不論是《角兒朱依錦》裏的戲子朱依錦、《白蛇》中的舞蹈家孫麗坤、《雌性的草地》中的女子牧馬班還是《天浴》裏的女知青文秀，他們或者被觀看、被玩味，或者通過女性情誼解救自己，或者試圖出賣身體以擺脫曆史的困境，最終卻不幸全部成為犧牲品。而在後期的作品中，不管是《第九個寡婦》中的王葡萄、《一個女人的史詩》中的田蘇菲還是《小姨多鶴》裏的多鶴與小環，可以很明顯地看到，從最初的曆史書寫到現在，女性命運在她的筆下也經曆了一個從被圍困到具有救贖意義的成長過程。可以說，獲得曆史才有可能獲得主體性，這樣一種對於性別曆史的建構是十分有意義的，因為“女性問題不是單純的性別關係問題或男女權力平等問題，它關係到我們對曆史的整體看法和所有解釋。女性的群體經驗也不單純是對人類經驗的補充或完善，相反，它倒是一種顛覆和重構，它將重新說明整個人類曾以什麼方式生存並如何生存”，“女性的真理發露，揭示著那些潛抑在統治秩序深處的、被排斥在已有曆史闡釋之外的曆史無意識，揭示著重大事件的線性係列下的無意識，發露著民族自我記憶的空白、邊緣、縫隙、潛台詞和自我欺瞞。它具有反神話的、顛覆已有意識形態大廈的潛能”。
父親書寫與身份認同
——以台灣外省第二代女作家郝譽翔《逆旅》為例
毛彬彬
20世紀80年代，由於台灣社會、文化、文學等多元意識的發展，在社會、政治等層麵湧動著一些對官方體製和意識形態不滿的反叛力量，這些力量趨於飽和並蓄勢待發。而1987年的解嚴政策似乎給予了這些反複醞釀的力量一個合法突破口，使得整個80年代的台灣社會猶如南方朔所說的“狂飆起來”。1987年解嚴之後，“台灣民族主義”由與中國民族主義並存的狀態，逐漸演變到其領先的態勢：一方麵，它開始逐漸占領台灣社會、政治等優勢位置，“本土化”路線慢慢覆蓋台灣社會、文化、文學、政治等各層麵；另一方麵，“台灣民族主義”在情感和道德上要求外省第二代進一步表態“愛台灣”、“認同台灣”，外省族群由中心淪為邊緣位置。處在邊緣地位的外省第二代作家，包括一些女作家，為了應對日益緊張的族群關係，也為了反思和重新認識自我的曆史觀念和追溯自我身份，寫了一批以父親曆史或家族曆史為題材的作品。本文以“父親”視角作為切入點，通過論述解嚴後外省第二代女作家小說中的父親書寫，應和台灣多變的政治文化格局，探討這種書寫中隱含的她們對自我身份的反思、定位以及認同態度。
“外省人”是一個集合名詞，是指“1949年前後隨著國共內戰中敗北的國民黨遷台的移民及其後代”，這次集體性遷台的移民數量龐大，包括公職人員、軍人以及家眷，根據王德威的說法，“粗略估計，當時有近60萬軍隊隨行。這60萬軍人中陸軍約占50萬，海軍54000，空軍45000”。而“外省人”一詞，是相對於原本居住在台灣的“本省人”而言。由於當時外省人與國民黨政府的密切關係，在一般人眼裏，通常將“外省人”視作一個集團，目前很多台灣社會學學者都將其視為一個族群進行研究。在台灣日益高漲的“本土化”浪潮下，外省族群無論是第一代還是第二代，都承受著要求表達對台灣忠誠的壓力，以及不論如何表態都背負著“不認同台灣”的原罪。這種被汙名化的現狀讓渴望融入台灣社會的土生土長的外省第二代猶如在夾縫中求生存。解嚴後，外省第二代關於原鄉和眷村的集體記憶被不斷消解，身份認同基礎被“台灣民族主義”抨擊和質疑；而外省第二代的自身成長經驗，又使得他們願意帶著中國認同的思想，歸屬到台灣社會，但這種願望卻不被“台灣民族主義”所允許。麵對認同壓力，外省第二代紛紛尋求不同的應對之道，其認同狀況也呈現了多元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