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方式的曆史敘事
規訓與改造下的逃逸
——論嚴歌苓構建女性史詩的方式一種
丁寧
“曆史不是文本，不是敘事，無論是宏大敘事與否，而作為缺場的原因，它隻能以文本的形式接近我們，我們對曆史和現實本身的接觸必然要通過它的事先文本化，即它在政治無意識中的敘事化”。可以說，曆史從來都不能以其本體性原封不動地呈現在我們麵前，這注定我們所接觸到的曆史都是被以各種形式記錄下來的。曆史是由話語組織起來的文本形式，敘事又是曆史的表現形式。而敘事本身是一個帶有強烈主觀性的行為，不同的敘事主體掌握著不同的話語權，敘事內容也千差萬別。所以當敘事主體的性別不同時，曆史建構的方方麵麵也可能會有所不同。從性別角度來看曆史，男性是主體和駕馭者，成功地遮蔽了女性的曆史；女性則被當作客體被規範和統治，沒有話語權和主動權。就性別曆史而言，在“兩千年父與子的權力循環中，女性是有生命而無曆史的”。而實際上，女性不是沒有曆史隻是無從訴說自己的曆史。所以，女性若要真正地解構正史，就要建構自己的性別曆史，進而通過書寫曆史來建構曆史主體性。嚴歌苓說過：“作為女人，我不是一個對中國的政治曆史感興趣的人，我第一，是不感興趣；第二，用一句很超脫的話來說，我是‘誌不在此’。我是一個唯美主義者，既然我的立足點和著眼點都不在這裏，那麼曆史隻是我所寫的故事的一個背景而已，我不想對曆史的功過是非做什麼價值判斷。”所以，與其說她是在書寫曆史，不如說是在書寫曆史中的女性。但是在這一過程中，女性與曆史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正是在波瀾壯闊的曆史洪流中，這些女性才更加顯示出了她們獨有的魅力。
在嚴歌苓的眾多作品中，女性雖然在曆史長河中生存，但她們大多對外界的事情漠不關心，隻專注於自己內心的情感。通讀嚴歌苓的作品不難發現，她全部的革命曆史書寫幾乎都是由一個個女性貫穿起來的。也就是說，她通過書寫女性而書寫並建構曆史。除了那些無法躲避曆史暴力的女性，嚴歌苓還書寫那些與曆史保持距離，甚至逃逸於曆史之外的女性。她們雖身在曆史洪流中，卻無意參與曆史進程，從而逃開了曆史和權力的規訓與改造。傳統的革命曆史敘事要求女性與男性一樣具有家國認同意識，她們一方麵被要求承擔家庭的責任、要做賢妻良母，另一方麵，當國家有難時要勇於犧牲奉獻自己。可以說，在曆史的暴力下，任何人都免不了被塗抹的命運，但是嚴歌苓卻書寫了一群沒有被曆史暴力改造與規範的女性。她們利用女性自身的優勢，一次次地躲開曆史暴力，消解權力話語。
《第九個寡婦》一開始就交代了九個女人是如何變成寡婦的，而第九個又有什麼特別之處。當鬼子來到史屯抓八路的時候，其他幾個女人在關鍵時刻用自己男人的性命換取了老八的命，隻有葡萄救回了自己的丈夫鐵腦。在正統的革命曆史敘述中，女人舍棄自己丈夫救出革命者是被大篇幅描寫並有所升華的情節，因為這符合男權話語對女性的家國認同的一種要求。然而，王葡萄對此渾然不覺，她救鐵腦就是因為他是她的丈夫。結果鐵腦雖然被救，卻仍沒能逃過一死。王葡萄明明救了自己的丈夫卻還是成了寡婦，而且是不被主流意識形態認可的寡婦。這使得她與其他八個寡婦隨後的生活狀態大大不同：沒有“英雄寡婦”稱號；沒有村裏人的尊重和獎勵；沒有人給解決婚姻問題。因為這些好處隻會給予那些在男性話語規訓下生存的女性，而葡萄顯然不屬於這一行列。如此一來，王葡萄這樣的女人是注定要被排除在正史之外的。
然而，吊詭的是葡萄卻始終處在曆史風雲的中心，她對此卻毫不知覺。以土改時期為例，她竟然成了最具代表性的“白毛女”，並被推上了曆史的舞台。《白毛女》是一個幾乎人盡皆知的傳統劇目，它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佃農楊白勞與女兒喜兒相依為命，因生活困窘向地主黃世仁借了高利貸。黃世仁見喜兒美貌起了色心，設計讓楊白勞畫押賣女抵債。喜兒由此被擄到黃家，被黃世仁奸汙。後喜兒逃到深山躲藏，頭發全白。兩年後，曾與喜兒相好並參加了八路軍的大春回鄉，救出了喜兒，並替她報仇雪恨。村民們和喜兒一起批鬥黃世仁，慶賀自己終於翻身得解放。顯然，這是一個以男性為主體的故事，喜兒原本與父親在一起，父親不在後被黃世仁搶回家，最後又被大春拯救，表明女人注定要被賣、被搶、被損害、被解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故事最後出現的大春已不僅僅是以男性的身份出現，他的身份有所變化，可以說“使喜兒再生而獲得拯救的拯救者，已不是一般童話模式中的男性角色，而是一個特定身份的男性角色——一個象征意義上的‘父’的化身——共產黨八路軍”。這樣一來，女性就牢牢地被控製在了更具象征意義的“父”的權威之下。但是嚴歌苓講述了一個反“白毛女”的故事：葡萄七歲時家人就被黃水衝走了，逃黃水的人帶著她到了史屯。孫懷清從打著壞主意的孫克賢手中用兩袋白麵換回了葡萄，與其說孫懷清買回了葡萄，不如說是救了年幼的葡萄。葡萄從小聰明勤快，孫懷清格外喜歡她，後來連收賬的事情也交給她去做。14歲，葡萄就嫁給了孫懷清的小兒子鐵腦。鐵腦莫名其妙被殺害後，葡萄成了寡婦。土改時期，“惡霸”孫懷清被群眾批鬥。看上去，這的確像是另一個“喜兒”的故事，但是十幾年的事情不是幾句話能概括的，事情的真相如何也隻有當事人才清楚。然而，葡萄的真實生活和感受並不在解放者的考慮範圍，他們以一個固定模式一廂情願地套用在個體身上。在他們眼裏，葡萄是“女奴隸”、“童養媳”，“牲口也不如”，這樣的身世比白毛女還要悲慘、還需要被解救。然而，當解放軍以為葡萄又是一個苦大仇深的喜兒，想要“解放”她的時候，葡萄想：“二大也讓她出去收賬，她究竟是這個喜兒呢，還是那個黃世仁”，“葡萄怎麼咬牙，也恨不起鐵腦媽來”。在代表了主流意識形態的解放軍眼裏，葡萄已經被迫害得麻木了，且覺悟很低，然而事實上，在葡萄自己看來，她並不需要被解救，她有世上最疼自己的爹，生活過得有聲有色。正史中的喜兒受盡萬般折磨仿佛就是等待一雙救苦救難的手，但葡萄卻因這樣一雙手差點失去了自己最親的人。主流意識形態話語與女性話語係統之間有著截然相反的敘述立場。幾乎同樣的故事梗概，以女性為主體的故事顯然與正史塑造的大相徑庭。嚴歌苓在解構《白毛女》的同時，已然戳破了男權話語的神話，而王葡萄就這樣與男權話語下的“白毛女”背道而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