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從小說描述的家族曆史的更深處、女性個體靈魂的更深層來考察的話，真正的女性自我主體覺醒，在陸氏家族第一代、第二代女人曾祖母與祖母意識裏，是一個“裂開的空白”，而在陸氏家族第三代、第四代女人姑媽們與“我”輩的意識裏，卻形成了一個“集體性的空虛”。那麼，現實社會女性覺醒了的自我，是真實的、理想的女性主體自我嗎？女性自我主體生成的文化經驗到底是什麼？施瑋作為一個女作家、女性意識“覺醒者”，發現了女性在理直氣壯的表象之下失去“恥辱感”和“尊嚴感”，在內心裏卻深藏著迷途的靈魂疼痛、孤獨與寂寞。
從小說塑造女性形象的整體結構而言，也許是距離產生“真相”，“我”的奶奶陸文蔭是這部小說塑造的最成功的女性形象，其性格的矛盾、複雜的豐富性不僅與張愛玲筆下的曹七巧有同質性，而且，陸文蔭形象對當代世界華文文學就有重要的史學價值。但是，講述者“我”作為一個線索人物是成功的，而作為陸氏家族的第四代女人形象，對人物的性格內力與靈魂歸宿的指向是不明確的。這一點施瑋在她的長篇小說《放逐伊甸》《紅牆白玉蘭》裏進行了深入的探究，是非常有必要在這裏做一番評述的。
施瑋在《放逐伊甸》裏，把一批“60年代”出生的詩人、準詩人，在改革大潮時期堅守自我理想“失重”“焦慮”的群體生命，以宗教信仰的精神“洞照”，發出這群人物靈台深處的真實聲音，使其內在精神得以深化、變化與成長，並在絕望的“死亡”中獲得重生。這部小說裏的李亞與戴航的愛情，趙溟與王玲的婚姻，就是陸氏家族第四代女人情感故事新的演義。而且，施瑋的說法證明了我的判斷。她說小說《放逐伊甸》裏的女性現實生存狀態，就是以當時寫《世家美眷》時真實的生活為背景的。其實，我在施瑋的詩歌全集《歌中雅歌》裏，已經發現了這個秘密。她在詩歌《以詩為證》寫道：“我最痛心的是‘真理’仿佛已經死亡，對光明的追求變得遙不可及。”但是“那一份對愛和真理的‘相信’仍然在我的肉體生活之外存活著。”我認為，這就是《世家美眷》文本之外的那位講述者“我”的靈魂真相。
而且，施瑋與現實生活中的“我”，和那位講述者“我”繼續講述著“我們”生活現實的故事。她在長篇小說《紅牆白玉蘭》裏，繼續從更深的心理層麵開拓女性自我靈魂的成長與覺醒。小說用“紅牆”隱喻女性追求純粹愛情、人格完善與心靈成長的“天路”，以紅牆上的每一塊磚隱喻人性的自私、欲望、貪婪、嫉妒、仇恨等等。因為自我的種種行為，一塊磚一塊磚地砌上去，最後砌成了一道不可逾越命運之牆。小說用“白玉蘭”象征真愛的寬容。當愛從“占有”的情欲轉化為博愛與聖愛的時候，那一堵紅牆就會轟然坍塌。小說用“紅杉樹”象征女性人格獨立和理想之愛的永恒存在。小說精彩描寫在於，當女主人公秦小小與丈夫劉如海、戀人楊修平之間的“紅牆”崩塌之後，三個靈魂燦爛如炬，相互溫暖照亮，每個生命都得到了救贖。男女兩性的心靈在情感磨難中得到了共同成長。
因此，《世家美著》《放逐伊甸》《紅牆白玉蘭》，才是一個比較完整的陸氏家族四代女人的故事。同時，我也認為，這三部小說是施瑋30年創作分量比較重的“女性命運三部曲”。是她把女性意識、宗教意識與人類意識融合在一起，以詩學思維的想象之翼，以“靈性寫作”的創作實驗，書寫女性“生存→精神→靈魂”不同境界，從反思女性命運達到對男權性政治曆史與現實的尖銳批判。而且，她小說中的一個個女性形象，猶如一個個活生生的有“靈性”“神性”的人類精神發起者，在社會曆史與現實的深處都燃起了一支支火炬，構築成一個精神通過的巨型儀式，正在飛向真正覺醒的“信仰”極地。正如小說《世家美眷》結尾詩：“死去的祖先們，一個個在遙遠的地方，逸若霞煙/被他們說過的話，都像金色的不死鳥，永無倦意地飄翔/它們飛越重重時光不染一絲霜塵，進出於我們的思想。”從而成就著人性的美善，人類不可輕視的光耀與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