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家的命運詛咒與新村的惡運陰霾都充滿神秘與詭異，飄忽不定中仿佛暗藏玄機，讓身處其中的人們感到無助與絕望。文中跳躍出現大量灰暗而沉重的用詞，這顯露出當事人的心態起伏，如憂傷、憂鬱、傷感、悲傷、悲哀、痛苦、孤寂、茫然、恐懼、忐忑等。灰色調是全篇的主導，其原因不能一概歸結為宿命與迷信，從篇末的言辭便可窺見端倪。尾聲的敘事一反常調，不再局限於家族敘述，而去探究新村幾十年的滄桑及馬來亞共產黨的曆史。在英政府戒嚴時期，新村居民度過了艱難歲月。當下，新村實施屋業發展計劃，開始從村莊向城市轉型，從前的灌木叢、橡膠園變成了花園住宅區，而光輝花園（Taman Cahaya）也正預示著新時代的到來。由此而言，葉家及新村的命運也代表著華族及其社群在馬來西亞生存的挫折與艱辛。
本土與母土：超性別的文化追尋
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又可譯作文化認同，主要訴諸文學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本質特征和帶有民族印記的文化本質特征。斯圖亞特·霍爾認為，文化身份不是固定不變的，它總是混雜的（Hybrid）。就此而言，馬來西亞的多元文化環境必然對李憶莙的身份認同產生影響，然而她更傾向於文化的中國。她不斷書寫原鄉，這是對文化母體的追尋，表現為深層的心神交融。她要描繪“文化馬來西亞”和富有遠古東土思維的南洋。她以馬來西亞華人族群為描寫對象，不斷追尋著文化的記憶。她呈現出烙著文化印記的南洋，並且散發著亙古悠長的東方神秘氣息。
文化追尋往往是族群性的，是超越性別的共同想象，並且具有象征與隱喻色彩。當紮西頓珠離鄉背井踏上異域，內心便時常湧動著難以平息的故土眷戀。
回首鄉關，中甸的雪山，五彩繽紛的草原，還有那一大片一大片的青稞地；靜靜的奶子河，以及幽深險峻的金沙江峽穀深淵，從深淵下麵升上來一陣陣的寒氣……這所有的一切顯現，形成一幅異乎尋常的圖像，常在他的夢裏重複出現。他清晰地知道，夢境是會消逝的，可他記憶中的故鄉卻永遠也不會消逝，甚至不會褪色。金沙江這姓與名其實就是因此而來的；而他的女兒叫青稞，也是因為忘不了故鄉的那一片青稞地。
華人有深厚的水土依戀之情，有濃得化不開的葉落歸根情結。對華人新客而言，這種文化尋根意識尤為強烈。具有特殊寓意的“姓名”是對原鄉夢土的難以釋懷，寄予著故土情思，更是對華人文化的象征與緬懷。華人走出中國，移居異域他鄉，從落葉歸根轉為落地生根。無論身處何方，華人總是延續著自身的文化，從語言文字、生活習俗、民間信仰中都可尋覓，而這恰是海外華人的文化之根。
華人民間信仰有祈福納祥的功用，對文化傳承也至關重要。在馬來西亞各地仍保存著悠久的寺廟建築，如青雲亭、廣福宮、天福宮等。華人信仰以儒釋道的三教並呈為主，也有地方性的多神崇拜，如天後、關帝、大伯公、仙四師爺等。從曆史看，華人移居馬來西亞的同時也植入了自身的信仰文化，“移殖本邦的華人大多數來自閩粵兩省文化落後的農村，他們所帶來的宗教通常是相當原始的精靈崇拜和儒釋道的末流所混合的民間信仰”。紮西頓珠是佛教密宗信徒，作為華人新移民，他把信仰也帶到了馬來亞，而凝聚著能量與靈感的佛珠便是其信仰的載體。“檀木佛珠”是具有法力的神器，其原鄉來自中國雲南，它是紮西頓珠擁有的“根器”。當紮西全家逃亡至北馬小鎮，他們隱名埋姓，但永遠不變的是對“根器”的守候傳承。“檀木佛珠”不隻是佛教法器與傳家之寶，也可視為華族文化之根的象征，這是對傳統的追思與精神的寄托，隱喻著華族文化圖騰在海外的延續。雖然“根器”的繼承者背負著苦難與惡運，但是他們卻保有代代相傳的毅力。恰似華人移居海外的艱辛曆程，雖然麵對居留地當權者的擠壓，但是他們對華族文化的執著卻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