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無法逃避的悲情宿命
故事中的女性，其命運往往具有悲劇性。正如紮西頓珠的預見，金青稞的出嫁轉變了她的命運，孰料家族詛咒卻落在葉家後代身上。葉老太太的晚景淒涼，她預見到將發生在子女身上的不幸。麵對不可逃避的命運，她隻有滿懷的悲觀與無盡的絕望。葉家的女人，不論是媳婦，還是女兒，都承受著非同尋常的悲慘遭際。作為葉家媳婦，龍月秋、王麗娥、林奕鳳都無法忍受丈夫的背叛，從對男人的過分依賴，到毅然接受離婚的現實，她們表現出義無反顧的倔強性格。葉家女兒都發瘋而亡，先是11歲的小女兒小秀，她突然驚叫、狂奔、發瘋，最後投水溺斃；隨後是大女兒懷雲，丈夫出車禍橫死，她不停的發狂、嚎叫、奔跑而發瘋，最後死於精神病院。這兩幕場景同達娃拉姆小時候的逃亡一樣，而女兒儼然成了其命運的替身。水靈、水晶是葉老太太的孫女，都是心思細膩、多愁善感的性格。水靈最終遠赴台灣出家，水晶則飽受寄人籬下的落寞與自卑，她們同樣無法擺脫孤寂的命運。
籠罩於葉家女人身上的詭異詛咒，表現為一種無法逃避的悲情宿命。金青稞繼承了父親的紫檀木佛珠，並成為虔誠的藏傳佛教的密宗教徒。隨後檀木佛珠作為家族信物相繼傳給懷雲、水靈、水晶，她們也遺傳著沉靜、憂鬱的家族氣質。究其根源，檀木佛珠是藏傳密宗佛教的根器，紮西頓珠因還俗、成家、濫用法力而犯下罪惡，葉家女人的命運便來源於宗教的詛咒與懲罰。就如同亞當與夏娃偷吃禁果所遭受的懲罰，葉家女人都在為“原罪”而清贖償還。這種“因果報應”的宿命觀出自佛教，其實也是華人的駁雜民間信仰的集中體現。生命與宿命，預言與詛咒，這既是迷信的，也是宗教的，還是對存在的哲學思考。悲劇命運同宗教懲罰相牽連，在人們心理上更易於接受，其實這也是無法直麵殘酷現實的心靈疏解。
從女性曆史看，女性悲劇也表征著男權傳統的強勢，傳統女性的命運往往都身不由己。為何金青稞要承擔父親的罪孽？為何葉家媳婦都慘遭拋棄？為何慘劇隻發生於葉家女兒身上？這好似是難逃的宿命，其實是對女性曆史命運的傾訴。對眾多女性形象的描寫，對情感問題的極力探討，表現出作者對女性的關愛。她有自己的婚姻見解，認為婚姻不隻是兩個人的事情，也要牽涉到社會、家庭、子女等，還有社會約束及性格自律，尤為關鍵的是兩性寬容與和諧。就葉家媳婦而言，如果葉家男人能修身齊家，那麼她們就會有和諧的家庭。同樣，她們的女兒也不會孤苦無依。作者重在女性故事的“呈現”，較少直白地表露心機，不做倫理的價值評判。她用意不在於批評，而在於尋求省思與解救。她書寫女性，不是激烈的“二元對立”，而是冷靜的“二元融合”。她超越性別意識，持有不嗔不怒、不喜不悲的心態，力求以“平等、對話、溝通、理解”的方式去審視兩性。因此，作者的女性書寫，既是對女性自身的關懷，更是對兩性和諧的企盼。從女性隱喻來說，傳統女性是家庭中的弱勢群體，南洋華人則是國家體係中的邊緣族群。由此而言，女性悲劇又印證著馬來西亞華人族群的遭際，同樣受製於強勢群體，他們的前途都是命運多舛。
新村圖景複雜的政治隱喻
從文學與社會的關係而論，作家是個公民，要就社會和政治的重大問題發表意見，參與其時代的大事。新村是華人的聚居地，也是作者濃墨重彩的所在，具有社會政治再現的意義。新村是動蕩時代的曆史產物，具有馬來西亞特色。它形成於英殖民時期的馬來亞，產生於緊急法令時期，是軍事政治衝突下的催生物。新村如同集中營，英殖民地政府用它來切斷村民與馬共的聯係。馬來亞獨立後，政府繼續采用將新村隔離的措施打擊馬共勢力。故事發生於國北邊陲的一處新村，以六七十年代為背景，對其過去幾十年歲月滄桑進行回顧，也描繪當下的新村變遷及其城市化進程。以新村為串聯點，同時延展到巴當勿刹、雙溪大年、居林、華玲、北海、檳城、吉隆坡等地，這種圖景式描繪凸顯出馬來西亞的本土性。
新村是華人社會的縮影，作者以細膩的筆觸再現了華人的日常生活狀態。華人民間信仰是眾神崇拜，有大伯公、觀音娘娘、濟公、齊天大聖、張天師等。傳統習俗的慶典有盂蘭節、伯公誕、觀音誕等，此時隆重的酬神戲則是必不可缺的。新村還盛行賭風，賣萬字或千字的地下萬字票廠也極流行。對新村的展現，還隱含著對華人社群及政治曆史的關懷。新村故事的起點是村尾大伯公廟的蛙戰，隨後1969年的五一三種族衝突爆發，於是蛙戰便成了凶險的預兆。實際上這是“以蛙喻人”，蛙戰的混亂血腥正是對種族騷亂的暗諷與批判。此後，新村惡運不斷，陳家接連發生不幸，啞女阿蘭被臭頭奸殺，銀花上吊，鍾全溺斃。同時，新村又是政治利益衝突的敏感地帶，起初源於英殖民者的反共，後來又為馬來西亞政府軍所利用。於是，參加政府保安部隊的林保海變成獨腳阿拐，鄧清良的兒子因參加馬共武裝鬥爭而喪命。這些噩運也側麵映現出當時政治局勢的動蕩及社會狀態的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