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的觀點來看，南亞安全的核心問題是印巴的和解進程，而中國的南亞政策的核心也在於正確處理好與這兩個南亞大國的關係。雖然舊的地緣政治遊戲正在消失，但尋求新思維的努力也會受到諸多挑戰。以中國的南亞政策而言，根本的目標是要將與南亞國家的關係建立在新安全觀的基礎上。而南亞安全的前景除了印巴和解這個主要方麵外，還與其他南亞國家的發展相關，後者近年來也顯示出某些不確定的因素。因此可以預期中國將加強合作態勢，創造一個能夠使中國利用其經濟優勢的有利環境，支持並參與南亞的地區一體化進程。這種合作態勢需要在觀念上樹立一個國家的安全不能建築在犧牲他國安全維護自身絕對安全的基礎上，所以在處理國與國關係中有時候讓步是必要的，而這正是印度曾經提倡過的“古傑拉爾主義”所包含的精神。在迅速變化的新形勢下，中國應當說是準備與南亞國家攜手並進的。說到底，今天的國際環境中，企圖稱霸不僅是不合時宜的，而且是代價昂貴的。
由此也許可將中國的南亞政策簡約為一種平衡與穩定的合適作用，它要求中國尋求與所有南亞國家的合作，而不是去主導那裏的事務，就其重點而言，印度因地緣政治和曆史遺留因素的原因無疑占有特殊的地位。互諒互解是必要的，這並不是針對任何第三方的，而是為了對各自在國際體係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一個相互的理解。正如國務委員唐家璿最近在新德裏所說，中國歡迎印度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包括在聯合國中的作用，中國相信印度在國際舞台上的更大作用將有利於地區穩定與和平。而維護地區穩定與和平正是中國的南亞政策的最終目標。
作者簡介見作者前文。
對1962年中印邊境衝突的回顧與反思
郭實
1962的中印邊境衝突，實際上是中方為了反擊印方在中印邊境地區的蠶食和軍事挑釁，所發動的一場時間和空間都有限的戰爭。這場戰爭雖源於領土爭端，卻不以收複領土為目標，而是為了對印方進行“教訓”和“懲罰”，因而在世界戰爭史上具有特殊的性質。在這場戰爭中，中方在軍事上取得了全勝，並在勝利後停火、後撤，從而使中印邊境得以實現長期的和平。然而從政治角度看，這場戰爭導致中印雙方長期的對抗，給雙方都帶來了十分嚴重的後果。特別是印度作為失敗的一方，其民族感情受到了巨大的傷害，因而這場戰爭在印度的陰影至今尚未完全消失。
今天，經過中印雙方長期的努力，中印關係已進入了全麵、穩定發展的新階段，雙方正著手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中印邊界問題雖仍未解決，雙方在繼續談判，但這一問題已不再成為兩國關係的主要障礙。這就使得中印雙方學術界可以在平靜的氣氛中，對1962年中印邊境衝突進行實事求是的、深入的反思和探討，總結曆史的經驗和教訓，使中印雙方能消除這一曆史上難解之結，更好地麵向未來。
一、20世紀50年代的友好關係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中印兩國於1950年4月1日建交，印度成為非社會主義國家中第一個與新中國建交的國家。
尼赫魯是印度一位進步的民族主義領袖，也是中國人民的友人。在中國抗戰期間，尼赫魯作為印度國大黨主席，對中國人民的處境非常同情。1938年，他應八路軍總司令朱德的請求，向延安派出了印度醫療隊。柯棣華就是該醫療隊的成員，於1942年因病逝世於河北。
1939年8月，尼赫魯訪問了抗戰中的中國。當時他曾寫信給毛澤東，希望能去延安會見毛澤東，“並親自表達對八路軍將士的敬意”。毛澤東複電歡迎他訪問延安。但由於歐洲戰事爆發，尼赫魯提前回國，未能實現訪問延安的願望。
1942年8月，國大黨提出了要英國立即“退出印度”的鬥爭目標，聖雄甘地、尼赫魯等國大黨領袖被英國殖民當局逮捕。同年9月，中共中央曾發表宣言，並在延安召開群眾大會，聲援國大黨。
1950年中印兩國建交後，在中國解放西藏問題上曾一度發生齟齬，但這並沒有妨礙兩國友好關係的發展。
1954年4月，中印兩國政府簽訂了中印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印度放棄了繼承英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西藏時取得的種種特權，並在實際上承認了中國對西藏的主權。
1954年6月，在日內瓦會議休息期間，周恩來總理應尼赫魯總理的邀請，首次訪問了印度，兩國總理在聯合聲明中共同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1954年10月，尼赫魯在他的女兒英迪拉？甘地的陪同下訪問了中國。
他到達北京時，受到從機場到迎賓館沿途20餘萬人民群眾的熱烈歡迎。
毛澤東主席同尼赫魯進行了三次會談。他對尼赫魯說：“中國受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欺侮有一百多年。你們的國家受欺侮的時間更長，有三百多年……因此，我們東方人有團結起來的感情，有保衛自己的感情……盡管我們在思想、社會製度上有所不同，但是我們有一個很大的共同點，那就是我們都要對付帝國主義。”
尼赫魯表示：“中國和印度都是大國，麵對著類似的問題，並且都已經堅決地走上了前進的道路。這兩個國家彼此了解愈深，那麼，不但亞洲的福利，而且全世界的福利就愈有保證。今天世界上存在的緊張局勢，要求我們共同為和平而努力。”
在10 月26日第三次會談中，當尼赫魯表示惜別之情時，毛澤東引用了屈原的詩：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表達了他同尼赫魯的友情。
1956年11 月至12月，周恩來第二次訪問印度。在德裏、加爾各答等地舉行的市民大會，有上百萬群眾參加，真是盛況空前。不論到哪裏，代表團都聽到“印地―秦尼帕伊帕伊”（印中人民是兄弟）的親切歡呼聲。
在國際事務中，中印兩國也進行了良好的合作與配合。印度一貫主張恢複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1955年，在萬隆召開的第一屆亞非會議上，周恩來和尼赫魯進行了很好的合作。
由於印度獨立比新中國成立早，尼赫魯結識的亞非各國領導人較多，尼赫魯在會議期間積極主動地將周恩來介紹給與會各國領導人，為周恩來開展工作助了一臂之力。
在周恩來於4月22日下午，在大會上即席發表著名的主張亞非國家求同存異的講話後，尼赫魯當即走上講台說：“中國總理今天的發言應該受到最大的重視，中國總理的話是有權威的！”
總的來看，20世紀50年代中印友好關係的發展成為中印友好關係史上輝煌的篇章。它生動地表明，已經贏得獨立的中印兩大民族是能夠友好相處和合作的。中印友好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兩國關係的全局，其重要性超出了兩國之間存在的任何分歧。中印兩國共同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也有劃時代的意義。在國際事務中，中印共同努力，為維護亞洲和世界和平、促進亞非團結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當然，需要重視的是，即使在中印關係十分友好的時期，印度在中印邊界問題上已經顯示了單邊主義的立場，並采取了單方麵的重大行動。從1950年至1954年，印度在東段一直推進到麥克馬洪線。1954年7月印度官方出版的新地圖，按印政府的指示，把麥克馬洪線以南地區和阿克賽欽列入印版圖，並把未定的整個中印邊界全都片麵地改標為已定的國際邊界。印方並采取了中印邊界已經“確定”、不容進行任何談判的立場。
二、印方的失誤
1959年3月，西藏發生叛亂後，由於印度在西藏問題上幹涉中國內政，中印關係出現了緊張，兩國在邊界問題上的分歧也浮出水麵。同年3月22日，尼赫魯寫信給周恩來，提出了印方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主張，即東段應以麥克馬洪線為界，西段應將阿克賽欽劃歸印度，並強調印方的主張有“國際協定”為依據。這實際上是過去印方主張的延續和發展。
1959年8月，在東段的朗久發生了新中國成立後中印邊境的第一次武裝衝突。同年10月，在西段又發生了空喀山口事件。這兩起不幸事件雖屬於偶發事件，但表明中印邊界問題已成為雙方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
印方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主張同中方的主張存在重大的分歧，涉及的麵積達12.5萬平方公裏，其中西段為3.3萬平方公裏，主要在阿克賽欽地區，中段有2000平方公裏；東段有9萬平方公裏，包括麥克馬洪線以南至中方所主張的東段傳統習慣線之間的廣大地區。
中印雙方存在的分歧雖然很大，這並不注定分歧就不能通過談判解決。
關鍵是雙方采取什麼方針來處理這些分歧。
從中方來看，中國處理同鄰國的邊界問題的方針是一貫的，即以兩國友好關係的大局為重，采取和平談判、互諒互讓的方針，在問題解決前，維持邊界現狀。正是根據這一方針，中國公平合理地解決了同緬甸、尼泊爾、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鄰國的邊界問題。
然而從1959―1962年印方的言行看，印度在中印邊界問題上仍繼續采取它獨立後確定的單邊主義方針，要求中方單方麵做出重大讓步。這同中方所主張的互諒互讓方針從根本上是對立的。
印方在其單邊主義方針的指導下，出現了一係列重大的失誤。
（1）印方無視中國中央政府從未接受麥克馬洪線、1842年西藏當局和克什米爾當局的換文實際上是個互不侵犯協定而並未涉及邊界線的具體位置等曆史事實，堅持其中印邊界線已大部分為“國際協定”所肯定的立場，公開宣稱邊界問題是沒有什麼可以討論的，拒絕就中印邊界問題談判。印方這種關閉談判大門的態度，使雙方無法開展和平友好的協商，使雙方在外交上都很少活動的餘地，難於體現必要的靈活性。
（2）1960年4月，周恩來訪問印度，同尼赫魯親自會談中印邊界問題。尼赫魯為了同印方關於中印邊界問題不容談判的立場相銜接，強調兩國總理是進行“會談”，而不是“談判”。盡管如此，兩國總理的會談畢竟為雙方解決邊界問題提供了一次曆史性的機會，是十分可貴的。然而由於印方拒絕妥協，拒絕互諒互讓，會談終於失敗，印方錯過了這一曆史性機會。
周恩來在同尼赫魯的會談中表示：“喜馬拉雅山應該成為中印兩大民族之間永久的友好的山峰，既然對喜馬拉雅山的感情是如此，中國人民對於喀喇昆侖山的感情也是這樣的。”在離開新德裏前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周恩來也表示：兩國邊界問題的解決，應該照顧到兩國人民對喜馬拉雅山和喀喇昆侖山的民族感情。
周恩來提出的主張充分體現了互諒互讓的精神。根據這一建議，中方在東段將同意以喜馬拉雅山為界，接受過去中國曆屆中央政府都拒絕接受的麥克馬洪線，同意將有爭議的9萬多平方公裏的土地劃歸印方，從而做出了重大的讓步。印方則同意在西段以喀喇昆侖山為界，同意將有爭議的3.3萬平方公裏的土地劃歸中方，從而也相應做出了重大的讓步。然而，無論從這兩塊爭議地區的麵積看，或是從其自然條件、資源、人口等情況看，中方的讓步可以說是更大的。
但是，印方卻認為，中國試圖以“它無理要求的東西”（即麥克馬洪線以南的大片領土）來“換取”“它非法占有的東西”（即阿克賽欽地區），因而拒絕了周恩來的建議。
（3）兩國在邊界問題上的重大分歧一時不能解決，也並不注定雙方一定要在邊境打仗。關鍵在於在邊界問題解決前，如何維持邊境地區的和平與安寧。
早在空喀山口事件後，1959年11月9日周恩來在給尼赫魯的信中建議：
中印兩國的武裝部隊，立即從東邊的所謂麥克馬洪線和西邊的雙方實際控製線各自後撤20公裏；在雙方撤出武裝部隊的地區，雙方保證不再派遣武裝人員駐守和巡邏，但是仍然保留民政人員和非武裝的警察，以執行行政任務和維持秩序。
然而，印方卻拒絕這一合情合理的建議。1959年11月16日，尼赫魯提出一個反建議，主張“在中國新疆的阿克賽欽地區，中國的所有人員撤退到印度所主張的國際邊界線以東，印度的所有人員撤退到中國所主張的國際邊界線以西”。中方當即提出詢問，印方是否同意在邊界東段也互撤到對方主張的邊界線後麵。但印方堅持其建議隻適用於中印邊界西段，不涉及東段。印方拒絕中方的合理建議，是印方又一個重大的失誤。
（4）盡管印方拒絕了中方關於脫離接觸的建議，中方從盡量避免衝突的考慮出發，毅然決定由中國采取單方麵的隔離措施，即由中國邊防部隊從實際控製線向後撤20公裏。另外還規定在實際控製線本側30公裏的地區內，不開槍、不巡邏、不平叛、不打獵，以求避免武裝衝突。1959年12月17日，周恩來在給尼赫魯的信中將中方采取單方麵後撤行動的決定通知了對方。
由於中方采取了單方麵主動後撤20公裏這一重大措施，中印邊境從1960年到1961年大體上保持了平靜。
然而，印方卻沒有珍惜中印邊境這一來之不易的平靜，反而在其單邊主義方針的驅使下，利用中方後撤的機會，實施所謂“前進政策”。
1961年11月2日，尼赫魯召開了高級軍政官員會議，會議決定進一步推行“前進政策”，即從印方目前的陣地朝著印方主張的“國際邊界”盡可能地向前推進巡邏，並建立哨所，但除進行自衛的必要外，應避免同中國軍隊發生衝突。印方估計，不論印度在邊界做什麼，中國都不會進攻印度。這樣，在西段，到1962年10月20日止，印度已在中國境內建立了43個據點，在東段，僅1962年上半年，印度就沿麥克馬洪線建立了大約24個新哨所，6月4日甚至在該線以北的扯冬新設了哨所。印方這樣做，打破了中印邊境暫時的平靜，造成新的緊張局勢。
（5）印方繼續采取了一係列惡化雙邊關係的步驟，如逮捕、驅趕一些中國駐印機構的人員和華僑。在印國內出現了聲勢浩大的反華浪潮。
（6）印方所以產生上述失誤，看來有多方麵的原因。印方認為中國當時處於三年經濟困難時期，中國同美國和蘇聯的關係都很緊張，中國將不會對印度進行反擊。
印方的失誤除在中方很多著作中已有詳盡的論述外，英國著名學者內維爾？馬克斯韋爾在其1970年出版的《印度對華戰爭》一書和1999年發表的《中印邊界爭端反思》這一文章中也有客觀和係統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