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方的對策
在研究和探討，中方在1962年10月決定發動對印自衛反擊戰這一重大決策時，有必要對新中國建國以後的內外政策走向作簡要的回顧。
新中國成立後，從1949年至1956年，我們黨的內外政策基本上是正確的，在各項工作中都取得了偉大的成就。但即使在這一時期，也曾發生了批判胡風、農業合作化過急、批判鄧子恢、在藏族地區過早地發動民主改革等“左”的偏差。
從1957年起，我們黨在國內一係列重大問題上犯了“左”的錯誤，如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1958年的“大躍進”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1959年批判彭德懷，1962年9月將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絕對化，1963至1965年打擊了不少基層幹部的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963年以後對文藝界的批判等。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更成為一場大災難。
這些“左”傾錯誤有以下的特點：對階級鬥爭形勢做出過分嚴重的估計；將人民內部矛盾誇大為敵我矛盾，采取嚴厲的打擊措施；在決策上的主觀隨意性和情緒化。
外交是內政的延續。從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中國在外交方麵也出現了“左”的失誤，推行了“打倒帝修反”的外交戰略：“帝”即帝國主義，指美國；“修”即修正主義，指蘇聯（赫魯曉夫）；“反”即反動派，就是印度（尼赫魯）。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同美國、蘇聯、印度的關係都處於緊張狀態。
1962年初，針對這種“左”的失誤，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和中聯部部長的王稼祥曾向黨中央提出書麵建議：為爭取時間度過困難，加緊建設，有必要爭取對外關係的相對緩和，在同美國、蘇聯和印度的鬥爭中要注意策略，對外援助必須實事求是，量力而行。這些建議總的精神是正確的，然而卻被稱為“三和一少”、“國內修正主義的國際綱領”而受到了批判。
中國在對印工作中“左”的失誤有一個演變的過程。這首先表現在對尼赫魯的看法上。隨著中印關係的惡化，尼赫魯從中國的友人逐漸成了“反動派”，成為要打倒的對象。
1959年5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魯的哲學》，文章盡管對尼赫魯在西藏問題上的錯誤言行進行了批判，但仍指出“尼赫魯先生是我們尊敬的友好鄰邦印度的總理，是世界上有威望的政治家之一”，“對於我們來說，尤其不能忘記的是，他是一位中國的友人，一位帝國主義的戰爭政策和侵略政策的反對者”，“而且，他對於社會進步，也曾經發表過不少開明的言論……”
這篇文章發表後，1959年5月11日，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會議上說：對尼赫魯應該有一個正確的方針。尼赫魯這個人像任何人一樣，是可以分析的。他有兩麵性，有好的一麵，也有壞的一麵。我們批評他壞的一麵，但是對他好的一麵還是應該肯定。
然而曾幾何時，尼赫魯就成了“反動派”的代表人物。1962年10月27日，中方發動自衛反擊戰的第7天，以《人民日報》編輯部名義發表了《從中印邊界問題再論尼赫魯的哲學》，這一長文係統地論述了中方對尼赫魯的看法，對尼赫魯采取了全盤否定的態度。
文章認為，尼赫魯挑起中印邊界事件“是同帝國主義利益密切結合的印度大資產階級大地主的階級本性所決定的”，“野心勃勃的尼赫魯所追求的是要建立一個印度曆史上從未有過的大帝國”，“印度大資產階級大地主的這種擴張主義的反動思想，正是尼赫魯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文章認為尼赫魯政府建立的國營企業“不過是大資產階級大地主統治下的、實際上是依附外國壟斷資本的國家資本主義的企業”，“這類企業為印度大資產階級大地主的利益服務，也為外國壟斷資本利益服務”，“這實際上是印度的官僚壟斷資本”，“這種壟斷資本的發展是以犧牲印度勞動人民的利益以至中小企業資本家的利益為代價的”。
文章在論述印度的社會矛盾情況後，認為“尼赫魯在掌握了政權之後，就使用暴力鎮壓人民群眾和進步力量，成為反共反人民的能手”。
文章在承認“尼赫魯政府在一個時期內，做過一些對世界和平有益的事情”的同時，著重強調“近幾年來，隨著印度國內和國際形勢的變化，尼赫魯的對外政策更明顯地向帝國主義靠攏”，而“美帝國主義對以尼赫魯為代表的印度大資產階級實行了高價收買的政策”，“尼赫魯政府的對外政策，同它的對內政策一樣，都表現了它的反動的階級本質”，“尼赫魯所標榜的‘不結盟’政策，越來越成為一個飄在空中的幌子，實際上他是在這個幌子下，實行反對各國民族革命運動、反對社會主義、為帝國主義效勞的政策”。
文章認為，以尼赫魯為首的印度統治集團挑起中印邊界糾紛“是在他們的整個對內政策和對外政策走向更加反動的情況下發生的”，“以尼赫魯為首的印度統治集團為了自己的需要，也為了適應美帝國主義的需要，充當了國際反華運動的馬前卒”。
總的來看，這篇文章從多方麵論證尼赫魯已成為徹頭徹尾的“反動派”，是帝國主義的“馬前卒”，當然是打倒的對象。隻有了解中方當時這種對尼赫魯的基本分析，才能理解中方對印度的政策和對中印邊界問題的對策發生的演變。關於中國對印度的政策，盡管1959年中印關係由於西藏叛亂出現了緊張，中方在一段時期內仍繼續了同印度友好的方針。
1959年5月13日，毛澤東在審閱中國外交部對印度外交部外事秘書杜德1959年4月26日談話的答複稿時加寫了一段文字，主要內容為：“總的說來，印度是中國的友好國家，一千多年來是如此，今後一千年一萬年，我們相信也將是如此”。“我們的主要敵人是美帝國主義。印度沒有參加東南亞條約，印度不是我國的敵對者，而是我國的朋友。中國不會這樣蠢，東方樹敵於美國，西方又樹敵於印度”。“中國的西藏地方與印度的關係，究竟是友好的，還是敵對的，你們終究會明白”。“我們不能有兩個重點，我們不能把朋友當敵人，這是我們的國策”。
毛澤東所寫的這段話是極為重要的，從戰略的角度論述了中國對印度采取的友好方針。
1959年10月2日，中國領導人在北京同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會談時，就中印關係同赫魯曉夫開展了激烈的爭論。盡管如此，毛澤東最後仍表示：對尼赫魯，我們還是要同他友好，還是要團結他。我們的原則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為天下先。但是誰要欺負我們，那是不行的。誰都不行。
在1960年1月7日至17日在上海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指出：我們總的方針還是團結的方針。我們全國要團結，同蘇聯要團結，同整個社會主義陣營要團結，同世界進步力量要團結。當然，同尼赫魯也要講團結，就是又團結又鬥爭，目的還是要團結他們反對帝國主義。
正是根據上述方針，1960年4月周恩來訪問了印度。然而兩國總理的會談失敗了。在這之後，尼赫魯又采取了一些反華措施。特別是在1961年10月16日至31日蘇聯共產黨召開“22大”後，中蘇兩黨爭論愈演愈烈，而中印關係本來就是中蘇兩黨爭論的一個重要方麵。在這種情況下，“反對帝修反”就逐步成為中國的外交戰略。毛澤東於1962年1月30日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中再次將“帝修反”並列。他說：“在中國、蘇聯和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歸根到底是擁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現在還有許多人被帝國主義、修正主義、社會民主黨、反動派蒙蔽，但是他們終究會覺悟過來的。世界革命的潮流是不可阻擋的。”
“打倒帝修反”當時又被稱為“打倒三尼一鐵”，“三尼”即美國總統肯尼迪、蘇聯領導人尼基塔？赫魯曉夫和印度總理尼赫魯，“一鐵”即南斯拉夫領導人鐵托。
這樣，中國對印度的方針也就轉變為對印度開展針鋒相對的鬥爭。對印度開展針鋒相對的鬥爭突出表現是從1961年開始的雙方“照會戰”。這種照會戰在國際關係史上是少見的。
隨著中國對尼赫魯看法的轉變以及對印度方針的轉變，中國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方針也發生了轉變。1959年12月中國在印度拒絕從實際控製線各自後撤20公裏的情況下決定單方麵從實際控製線後撤20公裏，這是一項十分正確的決策，體現了中方避免邊境衝突的決心，是很得人心的。實踐證明，這一決策對1960―1961年保持中印邊境地區的和平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自從1961年11月起印度在中印邊境實行“前進政策”、逐步建立哨所後，中國改變了上述正確的決策，采取了針鋒相對的方針，決定自1962年4月天氣好轉後，中方部隊在西段邊界線恢複巡邏，並重新建立一些哨所。
1962年4月30日，中方在給印方的照會中將這一決定通知印方，並警告說，如果印度軍隊繼續向前推進，中方將在中印邊界全線恢複巡邏。照會還描述了印軍如何在奇普恰普河穀的中國哨所的兩側設立據點並“逼近中國哨所，進行挑釁”，指出如果這種挑釁行動繼續下去，中國部隊將不得不被迫實行自衛，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都必須由印度承擔全部責任。
今天，在回顧這段曆史時，可以設想，如果當時中方仍能做最大的克製，隻在外交上針對印方的蠶食進行交涉和鬥爭，而不在軍事上恢複部隊的巡邏並建立哨所，邊境的局勢也許不會像後來那樣急轉直下。
中方在西段恢複巡邏並建立哨所後，中印雙方的哨所出現了犬牙交錯、“武裝共處”的局麵，並在加勒萬等地發生了局部的武裝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