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政治體製具有權威主義的特點，在國家和地方政府層麵缺乏各利益集團的相互競爭和製約。這種模式的長處是：權威主義的政治結構提供了紀律、秩序、明確的目標和動員社會的巨大力量。在諸如實行社會變革、人口控製、抵抗大規模自然災害、執行消除文盲和貧困計劃、建設大規模工程等方麵效率較高，能夠在一定時期內創下很高的發展速度。但這種模式的弊端是：它以一定程度上限製個人自由和民間力量的發展以及由於製約力量較弱和法製不完善而出現社會動蕩的可能性。今後中國的發展可能會比印度更快，但可能比印度具有更大的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測性。未來中國的政治體製肯定要向著更為民主的方向變化，民主體製也是未來中國的道路。
比較之下，印度采用的是一種更為靈活的政治體製，這種體製的長處是：多樣化的、較為寬鬆靈活的政治體製為各社會集團、階層以及各地區提供了一個平衡利益的機會，有利於克服社會各部分之間的衝突和協調各種矛盾。但其弊端是：社會差距的擴大、秩序和紀律的喪失、村落中貧窮者的權利被剝奪以及在人口控製、掃除貧困、建設大規模工程、實行社會改革以革除舊習俗等方麵遇到的較大的困難。“如果民主是個人與集團壓力之間的自由和開放的相互影響，那麼印度在民族和國家層次上的民主是存在的，而且還不錯。但正像所有民主製那樣，它也付出了代價，即秩序的喪失、社會固有弊端的延續，而一個不怎麼民主的政體似乎更容易應付這些問題。在印度政治體製下，較難高效推行類似全國性普及教育和反貧困之類的計劃，因為推行這種計劃所需要的力量容易被各種反對力量所抵消。此外，這種體製帶來的黨爭、陰謀、嚴重的官僚主義、文牘主義、低效率、腐敗等也是發展的障礙。
三、文化傳統與發展
傳統中國占主導地位的思想是儒家思想，印度占主導地位的思想是印度教思想。這裏談談中國的儒家思想與印度教思想對兩個國家發展的影響。
無論是中國的儒家思想還是印度的印度教思想，當然都有豐富的內涵並且都不是固定不變的，但他們都在整體上體現著某種基本的取向。儒家思想的基本取向可以說是教導人們如何適應現實世界，它的終極目標是達到人與人的徹底和諧。它較注重解決人與人的關係而較不太重視人與超自然的關係，因而缺乏超越思想。印度教則主要教導人們如何逃避現實世界，它的終極目標是個人與宇宙靈魂的徹底合一。印度教文化傳統較注重解決人與超自然的關係。或許是由於南亞次大陸的複雜的人種關係使得解決社會問題困難較大，這個文化把相當大的精力放到探討人與超自然的關係上，由此產生了發達的宗教和哲學思想。印度教社會中人們的基本價值取向深受超自然的影響，在此意義上可把印度教文化傳統稱為“超自然中心”的傳統。
中印兩大文化傳統可以說都對世界文明做出了獨特的貢獻。但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上兩大文化傳統都有一種抑製人的物質方麵的欲望、不強調物質進步的價值取向。兩個傳統都缺乏“發展”的概念，都未能生長出新的生產方式和科學精神，因而都未能解決貧窮問題。曆史上這兩個社會對於一次次可怕的饑荒、瘟疫、大多數人文盲、無知和貧窮現象無能為力。中國的聖人教導人們，君子在“義”與“利”的選擇麵前要取“義”而舍“利”；傳統印度教文化在解決這個問題上毋寧說走到了更為消極的地步，它過於教導人們拋棄物質欲望而追求純精神的境界。所以，這兩個社會都缺乏實質性的發展變化，也沒有解決貧窮問題。
目前，這兩個國家都在瞄著歐美國家，製定了雄心勃勃的現代化計劃。流行於當代並被認為是“現代化了的”生活方式基本上是源於西方。不可否認，西方文化傳統發展出了一種更為積極向上的價值觀，例如，西方傳統具有一種積極探索自然和向自然索取、改造和征服外部世界的價值取向，近代以來科學技術的進步實際上是源於西方的這種價值取向。這種價值觀可以給人以力量，使社會得以進步，能夠解決物質匱乏問題，給我們帶來極大的方便。客觀地說，這樣的價值觀是我們的傳統中所缺乏的。中國和印度近代以來出現的社會變化就是朝著現代社會的方向轉變，也接受了並仍接受著這樣的價值觀。現代社會中的許多價值觀和規則來自西方，是中國和印度傳統所陌生的。其實我們大可不必忌諱吸收這些東西。從文化傳播和交流的角度看，文化從來就是相互吸收、相互影響的，一個民族創造的文化成果終會成為世界的共同財富。如古代中國的四大發明以及古代印度人發明的“十進位製”和數字“0”都已為全人類所享用。同樣，現代科學和科學思想雖源於西方，但並非西方的專用品，它應造福於整個人類。今後中印發展經濟、消除貧困的主要辦法是依靠科學技術。但也須認識到，目前世界秩序基本上是以西方社會為基礎建立起來的，遊戲規則也主要是西方社會製訂的，這是一個不合理但卻難以改變的事實。中國和印度要發展經濟消除貧困，不能置身於遊戲之外，而要參加遊戲就必須熟悉遊戲規則，在這個過程中學會改造和創新。
印度文化傳統的宗教性、超越、以及強調等級的人際關係等特點使印度教徒在接受外來的新意識形態、新生活方式和新事物方麵比中國人更保守一些。印度沒有經曆像中國上個世紀中葉經曆的那樣徹底的社會變革，她的社會變革遇到了比中國更大的文化傳統上的障礙，從另一方麵說，印度人在抵禦外來文化衝擊方麵有更強的免疫力，他們在抵製現代西方以物質享受為特征的所謂現代生活方式上有更大的文化上的自信。事實上，現代中國比印度更容易、更多地接受了西方的消費文化。印度文化傳統的這些特點可能會影響印度的經濟發展，但是卻使印度的發展更穩健和顯得更深思熟慮。因為我們必須認識到源於西方的消費主義的生活方式的局限性和它帶來的嚴重後果。這種生活價值觀向當今的人們傳遞著這樣的錯誤信息，即人的幸福是建立在不斷的物質欲望的滿足之上的，獲得更多的財富就意味著成功，隻要不斷滿足我們的物質欲望就能得到幸福。我們必須明白人的物質欲望是無止境的，人不可能完全通過物質欲望的滿足而獲得幸福，物質主義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目前流行於世界的消費主義的生活方式由於忽視與外部世界的協調，過度掠奪地球而破壞了我們賴以生存的環境，對此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為了發展，中印兩個傳統固然都需要做出相應的調整，但我們同時也應看到任何發展都不會不付出代價，我們必須準備承受通過調整獲得發展而帶來的代價，重要的是不要使這種代價達到無法承受的地步。
人類必須對自身的欲望有所節製以使發展與自然相協調。聖雄甘地早在幾十年前就看出了西方消費主義生活方式普及帶來的嚴重後果，對於印度獨立後是否會達到前殖民大國的生活水平的問題做出了明智的回答：“英國為達到它那種富裕程度曾消耗掉地球上一半的資源。像印度這樣一個國家需要多少個地球？”甘地提出的這個問題今天有了回答。根據計算，一個預期壽命為80歲的普通美國人在目前的生活水平下一生要消費兩億升水、2000萬升汽油、一萬噸鋼材和1000棵樹。根據國際能源機構的一項調查，美國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為20噸，約為中國人的8倍，印度人的23倍！美國在1995年排放的二氧化碳占全球總量的23.7%。如果世界55億人全達到這樣的消費水平，我們需要20個地球！中國和印度人口合計23億，如果這兩個國家達到目前美國人的生活水平，那至少也需要7至8個地球！
目前世界上少數人的掠奪式的、享樂主義的生活方式發展下去會給後代帶來巨大的災難。這種生活方式目前在向世界蔓延，人們對甘地的警告置若罔聞。也許我們應當重新聽聽他的教誨。源於西歐、以歐美國家為核心並蔓延世界的當代資本主義文明是一種破壞平衡的文明。這種文明破壞了人的內心的平衡，它強調滿足人的各種願望而忽視人的內在價值，過度追求物質享受而忽視人的精神方麵。在人與自然關係方麵，它過度強調對自然的索取而忽視自然的平衡。當代發達的工業化國家走過的是一條大量使用資源，破壞地球環境的道路。當今，地球在承受了占人類少數的發達國家的工業化帶來的高消費所造成的環境、資源重負之後，又正在承受占人類多數的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走向工業化所造成的新的環境、資源重擔。21世紀，包括中國和印度在內的亞洲將成為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心，同時這也意味著21世紀亞洲將可能是生態環境破壞最嚴重的地區。
人類認識、改造自然和社會的能力不是無限的。我們必須對自然法則和社會抱有一定的敬畏和遵從。在中國和印度的傳統中包含了對人類理性有限性的認識和對自然秩序保持敬意的直覺表達。這種取向的正麵價值正越來越為現代科學所認識，也為發展的現實所證實。對自然秩序的破壞和掠奪，使我們已經付出了並還在付出慘重的代價：生態遭到破壞，環境嚴重汙染。中印兩國不應盲目效仿西方的生活方式，應在文化傳統與社會發展之間求得某種平衡。
四、對一種新文明的期待
在世界上廣為流行並被認為符合現代社會的生活方式基本上是源於西方的。這種生活方式事實上是建立在下屬三個基本價值觀基礎上的：第一，在解決物質與精神關係方麵，人的幸福可以靠不斷的物質欲望的滿足而實現；第二，人類的理性可以無限度地去改變自然以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第三，人與人之間是一種競爭的關係，國與國之間適用暴力原則（實力，主要是軍事力量）即軍事力量占優者勝，軍事力量優者可支配弱者。這種價值觀的確給世界帶來了巨大的變化，但它也使我們付出了並且仍在付出沉重的代價。這些價值觀不能說是人類在解決人與自然、人與人以及人與超自然關係方麵成熟的表現，因而是值得檢討的。
21世紀的人類需要一種新的文明。從理論上說新文明應當符合以下三個基本原則，即物質與精神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以及人與人的和諧。
新文明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上應是和諧的。它應當是一種能持續發展、能夠擺脫貧困但又不給後代留下太大麻煩的文明。它不僅可以保證中印以及亞洲世界發展中國家的持續發展，而且將為世界未來提供一種嶄新的生活方式。這種模式要將發達國家開發的節省資源、保護和恢複環境的先進技術同亞洲古老文化傳統中與自然和諧共存的種種智能結合在一起。
新文明在人與人的關係上也應是和諧的。在處理人際關係上，把他人視為對自己的威脅試圖超過對方，戰勝對方、壓倒對方，從戰勝對方中獲得快感或者說獲得“成功的喜悅”，這種進攻型的“競爭性個人主義”的方式不能構成未來新型文明的主要特點。新文明中指導人與人、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準則，不應基於暴力而應基於和平，不應基於競爭而應基於和諧。目前建立在衝突、競爭基礎上的世界秩序從其根源上說來自西方個人主義的生活方式。我們必須認識到，現代的世界秩序不是建立在道德基礎上而是建立在利益和力量（power）基礎上的。在所謂現代化的口號下，實際上更具根本性的規則是：武器先進者勝，軍事力量優者勝。這個原則可以說是西方競爭性個人主義的放大和普遍化，人類為這種價值觀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我們最終恐怕會認識到沿著這套規則往前走人類將會有怎樣的後果。因此，未來中國和印度在發展個人、提倡競爭以增強社會活力的同時，應當考慮這樣做可能付出的代價而不應走得太遠。印度和中國都需要在發展個人和社會和諧之間取得某種平衡。
人的智慧已經達到創造這樣新文明的程度。人類已經積累起來的文明成果也具備了新文明的要素。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以及人們對物質世界和對我們自身弱點理解的加深，這種新的、帶有世界意義的文化的出現有了某種可能性。這個文化的地方特色將不明顯，很可能是一種混合型的文化，它應當融合世界各主要文化的優秀部分。中國和印度文化傳統分別在解決物質與精神生活、人與人之間關係方麵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這兩個古老文明中都有一種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偉大的和平主義精神，這可以給今日世界許多教益。中印兩個文化傳統中的某些原則可能會為未來新型文明提供重要借鑒。
本文是作者在專著《印度文化傳統研究：比較文化的視野》的“終章”的基礎上修改而成。
作者簡介：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主要著作：《印度文化傳統研究》（2004）、《印度教：宗教與社會》（合著，2003）、《一應俱全印度人》（合著）、《種姓與印度教社會》（2001）、《印度文化史》（1998）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