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相反的意見認為，衝突確實具有宗教因素，由於不同宗教對於理想社會和個人地位的不同設計，形成了尖銳的對立，宗教熱情促使人們為了不同的理想而抗爭，從而引發激烈的宗教衝突。
獨立後的印度當權者，基本上讚同宗教的差異並不會必然導致衝突的觀點，並在經濟和社會變遷中尋找衝突的解決辦法，但他們的過渡性實用主義辦法卻不斷地加強了多元的社會。因為他們認為，宗教團體可以生活在他們自己的生活圈中，遵循他們自己的法律和習俗，而在各宗教團體共享的全國目標方麵進行合作。在印度領導人看來，印度的國家一體化的力量，正是從西方人看來是阻礙因素之中產生的，西方人認為是分裂的力量，在印度的國情下卻可能是統一的力量。
西方學者對於印度社會的分析，基本上是持悲觀立場。美國政府曾經公開承認，完全沒有能夠“理解次大陸的活動力量和印度人民所奉行的價值觀”，原因在於美國學者受舊殖民主義者理論的影響，一直無視印度生活的本質，反而“被強調種姓、教派衝突、地區和語言差異、不可接觸製度、部落主義，總而言之，被宗教所欺騙”。時至今日，歐美政治家隻能習慣性地將印度稱為“處於無政府狀態但尚能有效運作的國家”。
（二）探索統一與多元結合的發展道路
自古以來，印度社會就存在著“兩個相互矛盾的特征：一是對於不同思想、信仰和生活方式的廣泛包容，二是嚴格奉行社會團體間的相互排斥”。印度文化的精妙之處在於，不論曆史上的內憂外患是如何來勢洶洶和層出不窮，它總是能維持這兩個特征之間的基本平衡。印巴分治之前，這種平衡被徹底顛覆。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印度又重蹈了印巴分治前的曆史覆轍，本來是作為解決危機的印度教民族主義，結果卻造就了更多的教派衝突和更大的政治經濟危機，使印度宗教文化多元化的生存墜入了困境。
現今的印度社會，從來就不同意全球化時代流行的“普遍性理論”，即存在一個獨一無二的發展模式，各個國家都向它前進，無非是起點不同和速度不同，但條條道路通羅馬，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曆史文化和社會差異將逐漸磨滅，代之以一個通用的現代化模式，其特征是用理性的原則處理人類事務。
印度學者稱：“印度是按自己的方式發展的，較之其他國家更為‘文明’。舊時的崇拜和禮儀並沒有毀於暴力，而是被統一在一起了。迷信思想減少了發生暴力的必要性。如果印度曆史沿著歐美的道路發展，印度的曆史肯定會殘酷得多”。今天我們看到的種種事實證明，印度並不會順利地走向西方學者和受西方思想影響的印度設計者所希望的那種模式，即以市場經濟、自由民主和世俗化為基礎，走向理性的現代化，曆史於是終結。
同時，印度也不完全同意“特殊性理論”，即出於拒絕將當代最發達的國家視為自己的榜樣，代之以堅決主張每一個文化各自堅持其特殊性，於是首先要求承認各個文化的不同，其次要求締結一些含糊不清的“互不侵犯條例”。不讚同全然的多元化，即不同意某些國家或某些學派那種抗拒現代化的觀點。因為對每一種文化的特殊性強調過頭，隻能導致文化衝突一觸即發的危險局麵。
上述兩種社會發展模式的理論設計均在印度行不通，這就是說，印度的政治社會多元化發展仍麵臨著道路上的探索。與此同時，印度的宗教文化多元化危機則更為嚴重：印度教極端主義者的不寬容態度，穆斯林團體中存在的保守傾向，低種姓印度教徒中普遍存在的平等呼聲，均要求印度在探求社會多元化模式的同時，以相對寬容的心態保持宗教文化的多元化格局。印度的曆史和現狀證明，包括政治、經濟在內的社會多元化，同包括宗教在內的意識形態或文化多元化，是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多元蘊含著繁榮的機會，也潛伏著衝突的危機。統一可能帶來共同的繁榮，但強製性的統一也可能造成生機的窒息。唯一的選擇隻能是和諧的多元並存。
整個印度曆史的發展，都是在解決印度的兩個特點，即多樣性和統一性之間的相互對立與相互協調問題。經過獨立後半個世紀的世俗民主化進程，印度人逐漸培養起作為印度共和國公民的認同，這是印度維護多元統一的基礎。但是，宗教、語言、地區、種姓、階級的區分甚至對立仍然突出，教派衝突發生在工業化程度高的大城市也許說明，現代化的發展不僅沒有緩和反而還加劇了衝突和緊張。現在，不同的宗教和教派之間的界線比任何時候都更加清楚，印度多元宗教文化的未來發展，麵臨著更大的挑戰。
作者簡介：中國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員。從事印度政治社會和宗教文化研究。著有《現代印度的種姓製度》、《印度世俗化研究》等專著。發表相關文章數十篇。
社會、文化傳統與印度的發展
――從與中國比較的角度
尚會鵬
中國和印度有相似的曆史命運，50多年前幾乎是在同時走上了獨立發展之路，於20世紀的80年代初和90年代初先後實行經濟改革，現在是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人口最多的兩個發展中國家，她們在發展道路上麵臨許多共同或相似的問題等――或許由於有這樣多的相似點，全世界都在以驚異的眼光關注著這兩位巨人並不斷有論者從比較的角度討論她們的發展。但必須指出，目前有關兩個國家的比較討論幾乎都集中在經濟活動方麵，例如對比這兩個國家的GDP增長率、引進外資的規模、電腦普及率、高科技產業的實力，對今後哪一方可能發展更快做出推測等。這樣的討論當然是必要的，但僅有這樣的討論還不夠。我們還必須從更廣闊、更深刻的角度檢視印度和中國的“發展”問題，因為像中國和印度這樣有悠久曆史傳統的國家，都同時還是一種獨特的文化或文明，她們繼承了各自獨特的社會和文化遺產。她們的今天乃是從昨天延續而來。從這個意義上說，她們的“發展”乃是一種文化嬗變（一些論者稱這種變化為“現代化”）。從文化嬗變的角度進行探討，可以冷靜地思考我們麵臨的一些問題。即便是討論經濟發展問題也不能忽視經濟以外的因素，諸如中印在經濟發展方麵的優勢和劣勢以及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優勢和劣勢等都與各自的社會與文化傳統相關。本文擬從比較的角度談印度與中國的社會、文化傳統對今後兩國發展的影響，並在此基礎上嚐試討論她們各自繼承的文化遺產對人類未來的意義。
一、社會傳統與發展
在個人與集團的關係上，傳統印度教社會和中國社會都不像西方社會那樣強調個人的自由、權力和獨立，而是較多地強調責任、義務和服從，因而兩個社會都具有“群體取向”而不是“個人取向”的特點。兩種社會傳統都不鼓勵人與人之間的競爭而是強調和平與協調。中國儒家思想通過提倡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和強調“和為貴”之類的價值觀來滅除競爭。印度的種姓製度也把競爭限製到了最低限度。個體之間的競爭是社會發展的推動力量，一般來說，強調集體、強調協調的社會雖比強調個人、強調競爭的社會更容易穩定和延續，但卻更不容易變化，故傳統印度和中國社會都呈現出某種停滯的特點。在中國社會傳統中，個人牢牢束縛於家庭以及在此基礎上延長的宗族集團中，缺乏在獨立的個體基礎上締結的非親屬、非地域、自願性團體，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具有強調直接接觸、強調情感、內部評價高於外部評價、不透明、不易測量等特點。傳統印度教社會中的個人雖不像中國人那樣嚴重受製於親屬群體，但卻受建立在宗教信仰、出身等基礎上的種姓集團的嚴重束縛，故亦未發展出西方社會那樣的以獨立個人為基礎、建立在契約關係上的市民社會。這是這兩個社會延續幾千年而未曾中斷的主要社會原因，同時也是近代落後於西方社會的主要社會原因。傳統中國社會比印度教社會更強調個人對親屬集團的義務、責任和忠誠，因而對個人的壓抑更嚴重一些，這也是當前中國社會比印度顯得更有秩序、更穩定、更呈靜態，而印度社會比中國社會更具多樣性、更呈動態的原因。
現代社會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重視個人權力、強調個人獨立和自由的特點，從一定意義上說，現代社會是（或者說應當是）建立在獨立的個人基礎上的市民社會。今後這兩個社會的發展（有論者將這個過程稱為“社會的現代化”）可能會使更多的個人從各種血緣的、地緣的、種姓的等傳統類型的群體的束縛下走出來，並在某種契約的基礎上締結成市民社會。當然，這可能會使個人失去群體的保護，從而引起個人內心較大的不安全感以及社會的一定程度的混亂。所以，印度和中國都需要準備著為走這樣的道路付出代價。
作為一種人際關係模式的個人主義源於古希臘城邦社會，歐洲文藝複興時期受到強調而得以發揚光大，在現在的美歐社會得到了最充分的表達。美歐社會可以說是一種“個人優先型”的社會。這種社會的一個重要前提是個人的“原子化”，即個人是獨立的，這些相互獨立的個人以某種不影響各自獨立的契約連接起來，便構成了社會。這種社會的一個基本價值觀是“個人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發展的前提”，一個人如果不從血緣的、地緣的以及超自然的束縛下掙脫出來獲得真正的獨立，就不能成為一個完全意義上的人，一個民族也不能算一個獨立自由的民族。社會的活力在於個人活力的充分發揮。這是一種崇尚個性發展、尋求自我價值的實現、“個人大於集體”的模式。
現代歐美型資本主義鼓勵的是個人的創造、創新，而不是對權威的服從。在像美國那樣的社會裏，“獨創性”是對一個人最大的讚揚，“缺乏獨創性”則是對一個人最嚴重的負麵評價。教育和研究製度也較強調獨創。在這種模式中，家族、社會、政府被視為個人的對立物而受到貶低。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具有強調契約、強調平等、集團內部評價與外部的評價趨於一致、較透明、較易測量的特點。在獨立的個人之間以一種較為平等的契約關係相聯結。這種關係的本質類似商品交換關係，要求買賣雙方平等，不承認特權、不承認溫情、不承認超經濟的人身服從、不承認忠誠心和恩義。相對獨立的個人以及建立在契約基礎上的組織是西方征服世界的最主要力量之一。現代資本主義最初就是在這種模式下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的發展也最適合這種模式。而中國和印度的傳統社會具有與西方社會完全不同的特點，在此基礎上運行資本主義必然會遇到障礙。
當前，中國和印度在發展經濟方麵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近代資本主義的一些原則。兩國所謂的“現代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描述為在各自的社會風土上移植一些資本主義因素（至少在發展經濟方麵是如此）。應當看到當前的世界秩序是建立在西方個人主義的資本主義基礎之上的，這種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是一個趨勢。可以預料至少在人類進入21世紀之後的相當長時期內，世界秩序仍在這種資本主義規則下運行。這樣，中國和印度仍將麵臨艱難選擇：要麼接受這種規則，要麼拒絕加入這個體製。從兩國解決前述所麵臨的任務來看，拒絕這個體製可能比接受這個體製所付出的代價更大。
接受現行世界體製（即便是部分接受）就意味著調整傳統的個人與集團的關係模式，創造適合現行體製運行的條件。從個人與集團的角度看，這個調整的趨勢很可能是：由基本上的集團本位向強調個人獨立的方向，由非契約方式向某種契約方式，由強調服從型向強調個人獨創性的社會變化。當然任何國家都不可能脫離本國的實際完全照搬外來的體製，接受現行國際體製並不是要把每個國家都變成美國（實際上也不可能）。但20世紀末日本、韓國以及東南亞諸國出現的金融危機表明，那些想既吸收資本主義的優點又保留東方式群體社會特點的想法過於浪漫了，認為資本主義像澡盆裏的孩子、人們可以輕易地抱出孩子而倒掉洗澡水的看法有點太天真。對於像中國和印度這樣的國家來說，在接受這個世界體製的過程中帶來的與自身文化傳統之間矛盾和衝突似乎應當被估計得更嚴重一些。近代資本主義體製運行需要一定的條件。資本主義在這些國家出現的問題再次向人們提示，市場資本主義不僅僅是一種經濟體係，而且還是一種屬於文化範疇的價值觀和人際關係模式。它強調競爭的好處，強調收益的合法性以及自由、獨立、平等的價值，而這些東西在非西方社會中是缺乏的，這使資本主義難於順利運行。資主義的本質是“六親不認”的，它不認家族，不認親情，甚至也不認國家。目前中國和印度還都沒有完全接受鼓勵獨立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方式，政府或群體對“個體”還實行這樣或那樣的保護。因此如何解決他們在接受現行世界體製時出現的矛盾和衝突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印度在接受現行西方體製方麵可能比中國較為順利，因為比較而言印度文化傳統比中國文化傳統更強調個人和自由。今後印度可能仍選擇較為強調自由的、個人主義的以及與之相聯係的政治上較為民主的道路，而今後中國仍可能選擇一種更強調義務、強調對集團責任、對集團和權威忠誠的製度。對“發展”來說，兩種選擇各有利弊：強調個人、強調自由和獨立能夠帶來巨大的活力和創造精神，因為個人的活力是任何社會和政治製度的基礎。
但這樣做的弊端是：野性的個人利益動機在一個匱乏的社會導致腐敗盛行和嚴重的貧富差別。所以印度在今後的發展中麵臨的問題是：在承認個人發展的同時如何克服社會腐敗和縮小社會差別。中國的選擇可能會在一定時期內發展的速度更快一些，社會的公平方麵可能會好一些，但這種選擇的弊端在於：當集體利益淩駕與個人自由之時，高度集權取向的領導人和法製的不健全，有可能導致嚴重的腐敗和社會動蕩。所以在今後的發展中，中國在發揮群體優勢的同時更應注意個人獨立性的培養和創造性的發揮，發育中間性集團，清除教條主義的影響，進一步解放思想。
二、政治傳統與發展
從統計數字來看，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的一些指標（如人均收入、平均壽命、民眾識字率以及電腦、電話占有量、上網人數等等）領先於印度。但必須指出的是，僅僅從經濟統計數字來評價這兩個國家的發展是有一定片麵性的。須知經濟發展僅是人生活的一部分，人在基本需求之上還要追求其他生活目標。在這方麵，引入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印度學者阿馬蒂亞？森對關於經濟發展的觀點是合適的。他把經濟的發展視為擴展人們享有真實自由的一個過程，在他看來，財富、收入、技術進步、社會現代化等最終隻屬於工具性的範疇，是為人的發展、人的福利服務的。以人為中心，最高的價值標準是自由，而人的“實質性自由”應包括免受困苦――諸如饑餓、營養不良、可避免的疾病、過早死亡之類――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夠識字算數、享受政治參與等自由。
應當承認印度在保障公民言論以及政治參與自由方麵比中國做得好一些。印度在取得經濟進步（盡管不像中國那樣顯著）的同時仍是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為本國公民自由提供了很多保護。印度人可公開說出他們所想的，特別是在政治事務方麵有公開激烈的辯論，而中國現在還做不到這一點。需要指出的是，我們的文化傳統使我們對民主的感覺不像印度人那樣敏銳，中國人在評價中印兩國的發展成就時候容易出現對中國的經濟成就評價過高、對印度在民主方麵取得的成就評價過低的傾向。
人們在探討印度的經濟為什麼沒有中國發展快這一問題時，往往將原因簡單歸之為印度實施的民主製度。的確，民主體製在某些方麵對經濟增長是不利的，例如民主政府必須更多地注意通貨膨脹、就業、弱勢群體利益之類的問題和對遊說勢力作出反應。輿論的多樣性會影響進行社會動員，所以在農業上較難實施諸如控製水源和病蟲害管理，在城市建設、大型工程項目方麵決策和實施緩慢等等。但是，我們不能誇大印度民主製度對經濟發展的製約作用從而將印度作為中國不能推行民主製度的一個反例，更不能武斷地判斷印度如果采用中國式的道路會更好。考慮到印度複雜的國情和文化傳統的特點，中國人對印度民主製度的評價還應更高一些。我們知道印度的民族、語言、宗教、種姓極其複雜，教派衝突嚴重，而且曆史上統一時間極短，大部分時間裏它被外族征服並處於一種分崩離析的狀態。在這樣一個國家，如果采用中國20世紀50年代土地革命、反右鬥爭那樣的辦法，將土邦王公、地主統統打倒，將會、道、門和各種宗教取締，將所有不同意見壓製下去，那麼，產生的後果將無法想象：不僅比中國的土改、反右鬥爭的後果嚴重得多，可能會大大超過印巴分治時的教派衝突。可以說正是民主體製實現了印度全民的和解，使各個部分凝聚起來，使消瘦的饑民選擇了投票而不是暴動。我們應當知道，印度獨立後是在比中國複雜得多、困難得多的條件下保持了半個世紀國家的穩定和經濟發展的。我們現在看到印度的民主製度，盡管還存在許多問題，但已卓有成效地奠定了基礎，50多年來印度政治上出現的分歧大體上都能按照憲法的準則來處理，並且堅持根據選舉結果和國會的規則來組織曆屆政府，這是很了不起的，故稱其為“印度奇跡”亦不過分。中國人在評價印度的時候，不能僅用經濟之尺衡量。印度也許比中國更貧窮，但他們對此感覺可能跟我們不一樣。他們可能無法接受中國人提出的“發展經濟壓倒一切”、“穩定壓倒一切”之類的口號，因為他們難以忍受各種束縛，無法接受為發展經濟而付出犧牲自由、個性的代價。在印度人看來，中國人那種把人權僅僅理解為“生存權”之類的觀點是將人降到了動物層次。當然，印度為他們的民主付出的代價是：無休止的爭論、衝突、秩序和紀律的喪失、決策的遲緩等，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印度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速度。但有證據表明，如果印度窮人有選擇的話他們寧肯接受這種代價而不拒絕民主。例如，20世紀70年代中期，印度政府曾試圖用類似優先發展經濟的觀點為它宣布實行“緊急狀態”（同時也是對公民權利和自由的壓製）辯護，在隨後的選舉中選民們圍繞是否接受“緊急狀態”而分成了兩個陣營。選舉結果是多數人堅定地拒絕了政府壓製公民權利自由的企圖，挺身抗議政府忽視民眾的自由和權利的做法，人們並未把注意力放在抱怨經濟落後方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