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尼赫魯指出，民族主義和民族利益必須保持在適當限度內，必須建立在長遠的國際利益基礎之上，否則，它就會變成狹隘、狂熱、排外的民族主義，即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種族主義、法西斯主義之類，造成國家之間的互相恐懼、猜疑和敵視，威脅世界和平，甚至導致世界大戰那樣的國際災難。在現代世界，每個國家的命運都與其他國家密切聯係在一起，彼此依存，“與世界合作相對的選擇隻能是世界災難”。因而，“民族主義在每個國家都占有重要位置，應受到鼓勵，但是，不能讓它變得好戰，而阻礙國際發展”。一個國家的真正利益隻能在世界和平與合作的長遠基礎上來構想。
與此相聯係，國家的外交政策應該是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協調結合。舍棄理想主義，將淪為純粹的機會主義；舍棄現實主義，則會陷入冒險主義，對二者的任何片麵強調都是不可取的，有害的。印度的外交政策首先應該建立在堅定的現實主義基礎之上，也就是說，必須與特定的國際環境以及國家的傳統和現狀相一致。當有人將印度外交政策叫做尼赫魯政策時，尼赫魯反駁道：“把我們的政策叫做尼赫魯政策是完全錯誤的。它不是起源於我，而是印度環境所固有的、印度過去思想所固有的、印度整個心理觀念所固有的、我們的自由鬥爭時期印度思想條件所固有的和當今世界環境所固有的政策。”
同時，該政策也必須與某種遠大理想相一致。尼赫魯構想和追求的理想是國際正義、互相容忍、友好親善、自由平等原則基礎上的國際和平與合作，是實現人類一家，建立大同世界。他說，我們希望和平，我們能夠擁有的唯一真正目標是與其他國家一道建立某種世界結構，即“大同世界”。隻有將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結合起來，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才會有持久的生命力。
尼赫魯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政策就是圍繞這個信念構築的，和平獨立的不結盟是尼赫魯這一信念的典型體現。
不結盟首先是出於印度民族利益的考慮，是當時國際形勢以及印度傳統與現實諸因素綜合作用的產物。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形勢發生了新的變化，形成了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這兩大陣營處於劍拔弩張的冷戰狀態，亞洲新興的民族主義國家首當其衝地處於兩大陣營爭奪的中間地帶。而分而治之的印度可謂千瘡百孔，百廢待興，麵臨著恢複經濟，發展生產，鞏固獨立的艱巨任務。
在這種情況下，印度既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也需要一個穩定的國內局勢，從事經濟建設。如果與一方結盟，就會使兩極世界的力量對比失去平衡，危及世界和平，同時也會引發國內不同政治集團的不滿，危及國內局勢的穩定。尼赫魯指出：“和平的環境對印度的發展與進步是絕對必要的”。
“現今印度朝一個方向走得過遠的任何企圖將在我國造成困難。這一企圖將遭到憤恨，我們將在本國製造衝突，而這於我們於別國都不利”，“如果我們加入一個軍事集團而不是另一個集團的話，那就不會緩和而會加劇它們之間的衝突。”
此外，印度既需要從資本主義世界也需要從社會主義世界獲得經濟技術援助，以便發展經濟，增強國力，鞏固剛獲得的獨立，而與任何一方結盟，則意味著失去另一方的援助可能，也意味著依附於別國，失去獨立行動的自由。尼赫魯指出：“印度在接受經濟援助或政治幫助時，把所有的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裏是不明智的政策。一國不應為了得到援助犧牲自尊。否則任何一方都不會尊敬你；你也許會得到一些蠅頭小利，但最終你連一些小利也得不到。”
此外，在兩極世界中維持中立，充當一個“理解的橋梁”，充當“調解人”，無疑可以提高印度的國際地位，有助於鞏固印度政治和外交上的獨立地位。
尼赫魯指出：“對外關係是獨立的試金石”，“一旦對外關係不在自己的手中而受製於他人，那麼你就是不獨立的”，“從本質上講，不結盟是行動的自由，是獨立的一部分。”
因而，“避免與任何一個冷戰集團過分親密成為尼赫魯外交政策的基本特征，不結盟原則就是爭取這個目標”。這一切為尼赫魯的不結盟提供了必要性。
而印度的地理和傳統因素則為不結盟提供了可行性。首先，印度處於非常重要的戰略位置，以致在印度獨立後，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夠接受這樣的思想，即讓別國在印度取得英國長期在印度所占據的地位。如果任何國家覬覦她並試圖付諸行動，所有其他國家將聯合起來阻止入侵者。它們之間的互相敵對本身就是促使印度免遭攻擊的最好的保證。”
其次，印度次大陸北有喜馬拉雅山將它與歐洲大陸其他地區隔絕開來，東、南、西三麵分別為孟加拉灣、印度洋和阿拉伯海所環抱。這種獨特的地理環境使印度不易受到外敵攻擊，而印度的經濟軍事勢力在印度次大陸居首位，鄰國對它構不成重大威脅。因此，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及其在南亞次大陸的優勢地位，給印度帶來了較大的安全感，它不必像許多民族獨立國家那樣為了自己的安全尋求與大國結盟。如尼赫魯所說：“我能理解一些歐洲或亞洲小國因環境被迫屈從於某些大國，實際成為這些大國的衛星國，而我認為這種想法不適用於印度”，“這不是由於我們的好惡，那是一個地理問題。”
尼赫魯也多次強調，他的外交政策源於印度過去的思維方式和傳統遺產。這些傳統是：佛陀的中道說教；薄伽梵歌的非攻學說；吠檀多的超然旁觀教訓；耆那教的一切信條隻是部分真理信仰。正是基於這種印度傳統和現狀，基於印度民族利益的考慮，尼赫魯采取了不結盟政策。
同時，尼赫魯認為，不結盟也是維護世界和平的需要，與國際利益和他的理想相一致。不結盟不是一種消極的、孤立主義和逃避的中立政策，而是一種積極的、能動的政策。尼赫魯說：“我一直反對把我們的政策叫做中立政策”，“盡管我們不結盟，但我們仍然傾向於這方麵或者那方麵。當然，我們想要有傾向的時候，我們就有傾向，因為我們的政策是獨立的政策。這不是一種消極的政策。這是一種根據世界局勢和我們自己對局勢的看法而得出的積極的政策。”他的不結盟概念不排斥與不加入政治結盟或軍事條約的一切國家進行友好合作，他指出：“我們的政策仍然是不但要獨立於國家聯盟，而且要試圖做盡可能多的友好合作”，“我們在友好的基礎上對待整個世界，我們沒有理由仇視任何集團從而使自己處於不利的地位。”尼赫魯一貫支持像聯合國和聯邦這樣的國際與地區組織，理由是這些組織建立在互相合作基礎之上，並為和平目的而工作，他譴責在對其他國家敵視基礎上組成的條約、集團和聯盟，但他不反對建立防禦軍事力量來抵抗侵略，如他所說：“隻要我們能避免的話我們將不參戰，但如果參戰的抉擇擺在我們麵前，我們將加入與我們利益一致的一方。”他甚至不反對當一個國家的安全或自由受到威脅時背離不結盟政策，而組成聯盟，他說：“一旦自由和正義受到威脅，或發生侵略，我們不能也不會采取中立。”
不結盟也是一種和平政策。它是為“反對戰爭目的、反對軍事集團、反對軍事聯盟以及致力於和平事業的國家”繪製的一種獨立外交政策，它與協商及和平解決爭端相聯係，結盟或冷戰則意味著放棄協商，而訴諸武力。不結盟旨在將不結盟國家團結起來，創造一個“和平區”，非戰區，為敵對國家或集團創造會晤地點，使其走到一起來，消除衝突，握手言和，化幹戈為玉帛，互相諒解與合作。尼赫魯指出：“我們想使不結盟組織成為一個第三區，一個和平與合作區，大國集團之間的某種非戰區或紐帶。這可能是一個大國之間的協商區，一個它們甚至能在幫助我們重建工程中合作的地區，如我曾說過的，它將成為我們的和平車間，世界的和平車間。這個地區也能夠充當敵對集團之間外交破裂或發生衝突時的會晤地點。”和平區越大，即不結盟區越大，戰爭的危險就越小，直到最終實現一個和平與合作的大同世界。
總之，和平獨立的不結盟是尼赫魯外交思想的集中體現，是尼赫魯外交政策的典型特征，它旨在維護國家利益，促進世界和平。其要點可歸納如下：①不參加任何軍事集團或任何國家間軍事同盟，特別是不介入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②與一切國家，不論是結盟還是不結盟國家保持友好關係，和平共處；③支持被壓迫民族反對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鬥爭；④反對戰爭，調解衝突，擴大不結盟區，維護世界和平。尼赫魯的一係列外交活動就是奠定在這一基礎之上，並以此為指導進行的。
二
在和平獨立的不結盟外交思想的指導下，在兼任印度外交部長的17年中，尼赫魯積極奉行支持民族解放運動、反對戰爭、不參加任何軍事集團、爭取世界和平的和平獨立外交政策，為維護印度民族獨立、促進世界和平、發起不結盟運動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勳。
（一）維護亞非民族獨立與自由，加強亞非國家團結與合作亞非國家在近代相繼淪為西方資本主義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喪失了民族獨立與自由，這種共同的遭遇將廣大亞非國家的命運緊密聯係在一起。反抗西方殖民統治、爭取民族獨立、加強亞非國家團結，成為亞非國家的共同目標。在國際事務中，尼赫魯為亞非國家的自由和團結做了大量工作，立下了汗馬功勞。
1947年3月和1949年1月，尼赫魯以印度世界委員會的名義在新德裏兩次召集“亞洲關係會議”，給荷蘭殖民主義者和聯合國施加壓力，促進印度尼西亞的獨立。這是亞洲現代史上的首次集體行動，不管尼赫魯的動機如何，兩次亞洲會議對促進亞洲人民團結以及亞洲民族運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