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中被人尊為“老祖宗”的賈母和《百》中第一代家庭主婦烏蘇拉同樣作為家族“塔尖”，在家族中占據著領導地位。尤其是烏蘇拉作為血緣社會中母親形象的完美代表和維護家庭穩定的強有力的支柱，體現了強大的人格魅力。她善良、寬厚、嫉惡如仇，是家族的守護神，也是拉美人民勤勞、質樸、愛憎分明的精神象征。與《紅》中出身貴族、受人供奉、養尊處優的賈母相比，烏蘇拉作為一名普通的平民婦女，勤勞能幹、意誌堅強而又更有主見。她組織全村人起來反對吉普賽人的再次到來和男人們隨心所欲的搬家計劃，靠清醒的頭腦和旺盛的精力使得整個布恩地亞家族空前繁榮。賈母高高在上的家長地位使她隻看到了這個“鍾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的表麵“中興”，安於天倫之樂，卻看不到家族中潛伏的危機。相比於賈母晚年的昏沉糊塗，活到了一百多歲、經曆了六代人的烏蘇拉，“在這個人人都想入非非的家庭裏，極力保持著清楚的頭腦”，雖然與外界幾乎毫不接觸，卻是她最早意識到“時間像是在打圈圈”，雖然她也竭力想衝破時間怪圈，但最終還是失敗了。作為家族“塔尖”，兩位老人同樣地受人敬愛：賈母以其閱曆深、有胸襟、有閑暇形成了幽默開朗的性格，是全家上下敬愛的“老祖宗”，劉姥姥口口聲聲賈母“是最憐老惜貧的”，雖有奉承之意，但賈母即使在世轉時移、賈府每況愈下時依然有著崇高地位，與她的深明大義和善良慈祥是分不開的。作為家族曆史的見證者，兩人深愛著自己的家，竭力去維護家族的秩序或命運，且並非僅僅出自個人利益考慮，而是發自內心的真誠希望，但最後都以失敗告終，烏蘇拉甚至在死的那一刻還在為這個家祈禱，“那無窮無盡的、倉促而深切的祈禱持續了兩天多”。作為母親，她們愛自己的子孫後代，就在她們的母愛中體現了中外不同的母子關係：烏蘇拉義無反顧地離家去尋找跟吉普賽人出走的大兒子，冒著生命危險給牢房中的奧雷良諾上校偷偷地送槍。她的愛是深沉的、理智的。當孫子阿卡迪奧成了馬貢多“有史以來最凶殘的統治者”，草菅人命、濫殺無辜時，她徑直地去找他，“惱怒地揮舞浸過柏油的鞭子”，“沒頭沒腦地打著他”，“不理睬他因疼痛而發出的嚎叫”，最後把所有無辜的“囚犯”都放了。因此，孩子們對她既懾服，又依戀。與之相比，賈母對子孫們過分溺愛，當聽說賈璉與鮑二家的私通時，認為不過是“饞嘴”，一味驕縱。這種“愚愛”看似溫情脈脈，實際上是違反人性成長的，有百害而無一益。
2．女兒性
兩部小說中都有一處清新之筆，那就是天然、純淨的“女兒性”。《紅》所描寫的大觀園閨閣世界中充滿了潔淨如水的“女兒性”。作者在塑造這類女性形象時，既不采取“花木蘭式境遇”――化妝其為超越性別的人，也不一味誇張她們的奇才卓行，而隻是描寫了一群“鄰家女孩”，讓人倍感真實親切。同時他又注重女性人格力量的渲染，深入挖掘，多方關照，極力展現其豐富性和獨特性。大觀園中這些年齡、生活環境、生活方式都很相似的少女卻個性鮮明、性格各異，無論是黛玉的淚雨瀟湘、妙玉的空靈高潔，還是寶釵的嫻靜淑雅、湘雲的天真爛漫，都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百》中的俏姑娘雷梅苔絲也擁有著天然自如的“女兒性”。她是“美”的化身，自然、質樸、純潔、自由而又光彩照人。二十歲了還赤身裸體地在家裏走來走去，因為她覺得這是“唯一的體麵方式”；她每天花去幾個小時洗澡，好使身上一塵不染；她無視一切清規戒律，“對邪惡和猜忌不屑一顧，悠悠自得於自己小天地的簡單現實之中”。
有這清純明媚的女兒性作對照，更凸顯了男人世界的暴力張揚、混亂黯淡和道德教化的虛偽淫蕩。難怪寶玉會被這“質本潔來還潔去”的“女兒性”深深吸引，說“見了女兒，便覺清爽；見了男子，便覺得濁臭逼人。”《百》中男人見到雷梅苔絲，就會色相畢露，甚至趁其洗澡時覬覦她的身體。但凡是貪圖她的美色、企圖玷汙她的男子都遭到了滅頂之禍。這些“女兒”的命運多是不幸的。迎春誤嫁“中山狼”，作踐身亡；探春遠嫁海疆，懷人思鄉；惜春遁入空門，獨伴古佛；黛玉情斷而死；寶釵守寡一生即使身為貴妃的元春，也抑鬱而死。真可謂“千紅一窟（哭），萬豔同悲（杯）”。大觀園最後竟成了“大花塚”！現實充滿了汙濁、淫亂，純淨的“女兒性”無法存身，俏姑娘最終掖著被單，冉冉升入天空。如果說《紅》中“鮮豔嫵媚，大似寶釵；嫋娜風流，又如黛玉”、集各種女兒美於一身的秦可卿的死去暗示了“兼美”之夢的破滅的話，雷梅苔絲的升天則象征著“純美”的消失，同樣令人遺憾和痛心。
兩部小說中的“女兒性”明淨無求，已不再是一個性別存在方式，而是一種理想中的完美個性，與她相映的是生命自身的甘靈和諧，與她相對的是人間的功利妄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