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批判主題的廣泛性而言，《紅》不及《百》。透過馬貢多這個拉美資本主義的畸形兒，可以看到短短五個世紀內，拉美如何從氏族社會末期跨入資本主義時代，這個落後的村鎮如何承受“文明社會”的衝擊，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如何承受時代風暴的侵襲。這已不單單是一個國家或民族的命運了，而是上升成為整個殖民地或發展中國家的共同問題。同時，作者還以冷峻的筆觸剖析了長期封閉社會所形成的愚昧落後的民族心理。這不僅是布恩地亞家族成員被吉普賽人、保守黨政府、美國佬再三欺騙、愚弄甚至屠殺的原因，更是一個落後保守的民族在世界文明的衝擊中不可避免地淪為悲劇角色的心理根源，從而使主題得到升華和深化。
2．現實反叛者形象分析
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賈寶玉和奧雷良諾·布恩地亞上校在兩部作品中都以現實生活中反叛者的形象出現，是作者著力最多、寄托最深的人物，也通過他們對社會進行了有力的批判。
兩個人的出生都很怪異：賈寶玉“銜玉而誕”，奧雷良諾“在娘肚子裏就會哭，生下來時睜著眼睛。”長大後兩人都在無形中擁有了“麥田守望者”的身份：奧雷良諾守護的是一個充滿著麥香的美好家園，賈寶玉守護的是一個與麥田同樣清新芬芳的大觀園女兒世界。兩人都有著熾熱的情欲：在兩人生活中都出現過許多女子，正如張愛玲筆下的紅玫瑰與白玫瑰，一類熱情似火，一類純淨如水，兩人都與紅玫瑰發生過關係而將自己的鍾情和摯愛給予了白玫瑰。所以，已是成年的奧雷良諾是那樣地癡情於幼小的雷梅苔絲並耐心地等她長大，其愛的執著不亞於寶玉對黛玉至死不渝的鍾情，並且有寶玉所不及的深沉與專一，與雷梅苔絲的那場婚禮也純粹是感情的兌現而沒有任何玉釵結合的世俗意味。
兩人同樣具有反叛精神：寶玉反對“仕途經濟”、封建等級、忠君思想，多體現在滿腹牢騷上。如《紅》第三十六回中他對寶釵的勸誡生起氣來：“好好的一個清淨潔白女兒，也學的沽名釣譽，入了國賊祿鬼之流。這總是前人無故生事，立言豎辭，原為導後世的須眉濁物。”他追求個性解放，婚姻自由，甚至在夢中喊罵：“什麼金玉良緣，我偏說是木石前盟！”然而這個在思想上毅然決然的“錚錚鐵漢”，在行動上卻是個勢單力薄、畏縮不前的泥足巨人，隻除了一些“行為偏僻性乖張”的小舉動。這固然有他作為一個倚紅偎翠、吃穿不愁的貴族公子本身的局限，更重要的原因出自嚴格的“家教”，他稍有出格，便要遭受賈政的棍棒交加，足見封建禮教的勢力之大。如果說賈寶玉性格中有太多的陰柔性，終其一生都是個未長大的孩子的話，那麼奧雷良諾則更像個血氣方剛的男人，更富有行動性，反抗也更強烈。為了擺脫獨裁統治，他發動了三十二次起義，躲過十四次暗殺、七十三次埋伏和一次行刑隊的槍決，成為傳奇式的英雄、叱吒風雲的統帥，而他的經曆也成為了拉美政治動蕩不安、人民鬥爭艱難曲折的寫照。
兩人反叛道路的選擇體現了兩種民族文化不同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中國的“庭院文化”總是把個人價值與光宗耀祖、孝敬父母、香火觀念等結合起來，講究“父母在，不遠遊”、“家和萬事興”，把人束縛於庭院中；而拉美民族由於宗教原罪意識的壓迫，其“陽具文化”在進取和懺悔之間呈現著巨大的張力，一方麵他們認為受難是好事兒走出去，另一方麵他們又會進行祈禱寬恕，尋求心靈的安寧。或許這可以解釋為什麼奧雷良諾在一開始是那樣的激情飛揚，而後來卻又寧願孤獨一生。
在理想破滅、愛情消逝、英雄末路之際，兩人選擇了共同的歸宿——遺世獨立。賈寶玉伴著晨鍾暮鼓，遁入空門，奧雷良諾則閉門不出，煉金製作小金魚。在兩人的選擇中我們隱隱看到了兩種不同的民族精神取向：整個中國文化幾乎就是一部自身修煉的曆史，最終要在道教或者佛教的麻醉中找到精神慰藉，痛並平靜著；而西方文化則呈現為一部尋找理性的曆史，最終要在科學中發現自己的終極價值，痛並理智著。
3．現實的傾向性
兩部作品在創作手法上雖然同是現實主義，但由於民族文化傳統等原因而有著不同的傾向性。
西方的現實主義起源於希臘“模仿”說。“詩是自然的模仿”，“模仿”說要求嚴格按生活的本來麵目進行冷靜、客觀的敘述，但“冷靜”和“客觀”並不等於對一切都無所評價。如《百》便是馬爾克斯以拉美非同尋常的現實為藍本，以一個局外人的口氣，“不動聲色地講著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敘述中保持著一種“高貴的平靜”。與西方現實主義相似，中國的現實主義也是以真實生活為基礎，但較之更強調作者的主觀意誌和作品的社會教化作用。如《紅》中曹雪芹一方麵對“呼啦啦似大廈傾、昏慘慘似燈將盡”的社會現實有較為清醒的認識，對清王朝的黑暗統治有所揭露，另一方麵，由於他本身就來自舊營壘，對昔日富華的封建家族又免不了有留戀之情，正是這種複雜矛盾的世界觀使得他的筆觸充滿了咯血似的悲哀與辛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