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後，蕭老長期在組織部門擔任領導工作。上個世紀60年代初的經濟困難時期，受極左路線的影響，四川“三高五風”（即高指標、高估產、高征購；共產風、平調風、強迫風、浮誇風、虛報風）嚴重，以致許多農村發生了餓死人的現象。中共中央辦公廳派人來調查，時任中共重慶市委常委、組織部長的蕭老和市委副秘書長李止舟、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兼團市委書記廖伯康等“為民請命”，如實地反映情況，卻受到了殘酷打擊和迫害。“文革”前和“文革”中，作為公開點名的“蕭、李、廖反黨集團”的“首要分子”，蕭老多次被隔離審查、批判和揪鬥，身心受到嚴重的摧殘，家庭也受到了株連。
當我向蕭老詢問起這些往事時，他以平和的口吻說：“人一定要有信念、信心，還要經得起挫折和委屈。我們解放前做地下工作，基本的信念就是要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社會。1948年4月劉國定、冉益智叛變，一些同誌被捕，形勢十分嚴峻，我和王璞同誌（川東臨委書記、烈士）在璧山見麵，一夜長談，就抽了一條香煙。心頭非常焦急，後來又有許多同誌被捕，王璞也犧牲了，國民黨在報紙上叫囂‘川東地下黨被抓光了’。這時，川東臨委領導成員隻剩我一個人，壓力太大了！可是再難也不能灰心喪氣，還有那麼多黨員需要組織上領導，隻有總結經驗教訓，改變策略，繼續堅持鬥爭！所以後來川東的黨組織基本上恢複了組織活動，繼續堅持戰鬥，在解放時配合接管，對鞏固新政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說到解放後政治上的坎坷遭遇，蕭老淡淡的一笑：“那個時候搞極‘左’，你說真話就要遭（整），地下黨員也普遍遭整。我的事不算啥，比我遭得凶的還有。可是有一條，你要相信自己正確的東西，相信遲早有一天錯誤的東西會被糾正。人活著不能人雲亦雲，再困難也要堅持真理。那些事情都過去了，希望以後不會再有這種顛倒黑白的悲劇了。”
蕭老是一位實事求是、嚴以律己、不誇功諉過的長者。由於蕭老在川東地下組織遭受大破壞的“革命危急時刻，處變不驚，從容應對”，重新恢複和發展了黨組織，繼續戰鬥，因此被他的戰友們稱讚為“對川東地下黨有大功的特委書記”。可是他卻幾次對我沉重地自責說，他在中共川東臨委1948年上半年的一些決策失誤中負有責任……我感到不可理解，對他說：“您當時隻是臨委委員，而且鬥爭那麼複雜，黨內又出了叛徒，誰能夠預料後來發生的事情呢？”他真誠而又激動地反駁說：“臨委5個成員，書記王璞和委員彭詠梧犧牲了，副書記塗孝文和委員劉國定叛變了，我不檢討誰檢討！再說渣滓洞、白公館犧牲了那麼多烈士，我檢討幾句還不應該麼！”當時，我的心靈受到了巨大的震撼，半天說不出話來，麵對這樣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我更加深刻地懂得了高尚品格的含義。
蕭老還是一位淡泊和低調的長者。1958年11月，中國青年出版社將《紅岩》的創作列入工作計劃，當時重慶市委領導對此十分重視，提出要把《紅岩》的創作“當作一項嚴肅的政治任務來考慮”，並由時任市委常委、組織部長的蕭老具體負責。蕭老要市委組織部把羅廣斌、楊益言從各自工作崗位上抽出來，集中精力進行寫作。當他發現羅廣斌、楊益言對敵人方麵的材料掌握不多時，建議市委並取得同意，準許羅廣斌、楊益言到當地公安部門查看敵特檔案，提審在押的敵特份子。1959年《紅岩》初稿寫出後，調子不夠高昂，傷感、壓抑的東西比較多，蕭老又親自出麵，召開了3次座談會，邀請一些老同誌給初稿提意見，給作者提供史料和背景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