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6月18日上午，當我從電話中得知蕭澤寬老人於頭一天去世的消息時，驚愕了好一會兒。蕭老慈祥和藹的音容笑貌久久地呈現在眼前，我不禁悲從中來。
雖然早就在閱讀四川、重慶黨史資料和采訪一些革命前輩的過程中，對蕭澤寬老人的革命生涯有了比較詳細的了解，但是直到我2001年6月去北京，才與蕭老見了麵。我曾先後兩次去北京采訪蕭老，並請他審讀《血火鑄豐碑》這部記述解放前夕中共川東、川康地下組織對敵鬥爭的書稿，還多次通過電話和書信與他聯係。今年4月底蕭老在醫院還給我打電話說，他本來可以出院，但是現在鬧“非典”，想等“非典”結束時再回家，又語重心長地叮囑我盡快把《血火鑄豐碑》這部書稿改好，爭取早日出版，並要我送他二十幾本，以便他分贈友人。我滿口應承下來，可是書稿尚未出版，老人家卻悄然逝去，這是我心中無法彌補卻又難以釋懷的一件憾事。
蕭老是中國共產黨優秀的高級幹部，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長者。回憶與蕭老短短兩年來的接觸和交往，他親切的教誨和對革命經曆的敘述，使我深受教育，畢生難忘。
初次見到蕭老，就感覺到他是一位平易近人的長者。當我推開蕭老家的房門時，見他已經撐著患有糖尿病等多種疾病的瘦弱身軀在門口迎接我了。這使我這個晚輩局促不安起來。他見狀一邊親切地拉著我坐下，一邊操著濃重的四川鄉音說：“我們通過書信和電話，已經是朋友了嘛！”接著先以拉家常的方式讓我輕鬆下來，然後才談他審讀《血火鑄豐碑》初稿的意見，並接受我的采訪。蕭老的家位於北京三環路雅寶路邊的一座公寓裏，三室一廳的房子（樓上還有一套小些的住房由其子女居住，以便照顧老人），沒有現代流行的裝修，擺設簡樸，難以想象這是曾經擔任過中共北京市委組織部長的一位老革命的居所。
當我向他講起一些現職幹部裝修豪華的住宅和官氣十足的“架子”時，蕭老說：“我們地下黨的同誌不講究這些，現在黨和人民給我們的待遇已經很好了。解放前沒有現在這樣森嚴的等級和排場，大家都很平等，有錢的同誌接濟無錢的同誌，有不同意見就說，有時下級與上級的爭論很激烈，過後都不計較。解放初期還不錯，可是後來一個時期搞極左，人為‘造神’，誰有不同意見誰倒黴，大家就不說話了，漸漸助長了溜須拍馬、阿諛奉承之風。”蕭老離休已有20年了，但是他關心時事政治，堅持讀書看報，頭腦清醒、思維敏捷，對現在黨內的不良風氣和腐敗現象更有深刻的針砭。采訪後隨意的閑聊，蕭老把我當作忘年交的朋友無話不談，使我不再拘謹。我兩次到北京拜訪蕭老均在下午時間，他都事先讓保姆準備好飯菜和酒水，非留我共進晚餐不可，還告訴我到北京如果沒有住處，就住到他家裏來。我告辭時，蕭老仍然堅持要撐著病軀送我到門口。每當回想起這些情景，都令我十分感動。
蕭老是一位具有堅定信念和堅韌革命意誌的長者。他出身於四川自貢一個富有的鹽商、地主家庭，年輕時求學於杭州、上海等地，本來可以做學問或經商，享受優越舒適的生活，可是他卻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階級，踏上了艱險坎坷的革命道路。為了追求真理和民族的解放，他於1936年毅然投身於抗日救亡運動，是1937年5月首批奔赴革命聖地延安的革命青年之一，受到了毛澤東同誌的親切接見，同年8月被派回四川開展抗日宣傳工作。1938年初，他加入共產黨，先後在成都、瀘州、重慶等地從事地下工作，成為艱苦的職業革命者。1940年，他任中共瀘州城區區委書記，黨組織缺乏經費，他從家裏籌措了1500塊銀元，全部交給了中心縣委書記陳野蘋（離休前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自己卻過著艱苦的生活。在十幾年的地下鬥爭中，蕭老經曆了血與火的考驗，特別是在1948年4月春夏期間，由於黨內叛徒的出賣，川東黨組織遭受大破壞，他（時任川東臨委委員兼秘書長，1949年初任川東特委書記）被“惡犬”追逐之際，仍將生死置之度外，臨危受命、前仆後繼、重整隊伍、堅持鬥爭，直至全國革命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