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市委領導和老同誌們提出的希望和建議，羅廣斌、楊益言就能否完成創作任務沒有信心時，蕭老把他們找來，鼓勵說：“不能遇到困難就灰心。不懂就學，邊學邊寫。不要急躁，要有長期思想準備。一年不行兩年，三年不行五年，為黨爭氣，下決心把書寫好。”同時要他們拜專家為師，邀請老作家沙汀到重慶與他們交換意見，羅廣斌還請教作家、原中共川康特委副書記馬識途等，吸取了許多好的意見。在沙汀的建議下，蕭老報經市委同意，讓羅廣斌、楊益言專程到北京學習，參觀了剛剛建立的革命曆史博物館和軍事博物館，使他們對解放戰爭的全局即《紅岩》創作的曆史背景有了全麵、係統的認識。這次參觀學習後，羅廣斌、楊益言的思想豁然開朗，對於怎樣寫地下鬥爭、怎樣塑造獄中革命誌士和革命烈士的形象有了新的感受、新的構思，很快就進入了創作的最佳狀態。經過艱苦的努力，《紅岩》終於在1961年12月定稿出版。《紅岩》出版後，羅廣斌、楊益言深有感觸地說：“當時蕭澤寬同誌（在《紅岩》創作過程中）的這些話，既溫暖了我們的心，又使我們鼓起了繼續創作的信心，同時也使我們對小說創作的長期性、艱巨性有了充分的思想準備和進一步的認識。”
以中共川東地下組織對敵鬥爭為主要素材的長篇小說《紅岩》，從1961年出版至今已再版64次，總發行量超過1000萬冊，並被譯成多種外文在世界許多國家出版，成為中國當代影響最為深遠、發行量最大的一部革命曆史題材長篇小說。而解放前曾先後擔任中共川東臨委委員、秘書長和川東特委書記的蕭老，具體領導《紅岩》創作的過程卻鮮為人知。我是讀了王維玲寫的《蕭澤寬同誌與小說〈紅岩〉40年》，才了解到他領導《紅岩》創作的情況，並將這件事情寫進了書稿，可是他卻堅決地把有關的文字刪掉了，說：“《紅岩》是作者的勞動結果，我隻是代表組織給他們的創作盡可能提供了條件。那麼多先烈都犧牲了，我還要這個名分幹什麼！”他更反對別人說他是《紅岩》裏某個正麵藝術形象的原型，認為“絕不應該那樣說。《紅岩》是藝術作品，書中的革命者形象體現的是革命先烈和黨的地下工作者隊伍前仆後繼的革命精神，而不是哪一個活著的人”。
蕭老的忠厚善良在他的戰友們中有口皆碑。上個世紀60年代初，有許多人被錯劃“右派”下放到重慶長壽湖農場勞動改造，其中有的得了浮腫病。時任市委組織部長的蕭老特別叮囑農場黨委書記“要把下放幹部保護好”，“要照顧一下那些知識分子”。農場根據他的指示調整了一些體弱有病的“右派”的勞動強度，使他們順利地度過了困難時期。“文革”中，蕭老身陷囹圄，卻頂住造反派的高壓，實事求是地“交代問題”，保護了很多人。上個世紀80年代平反冤假錯案開始後，蕭老又積極為許多蒙受冤屈的老同誌落實政策而奔走呼籲。直到2003年初，他還帶病親自為一位60多年前的統戰對象的冤案寫了證明材料，使之終於得到了平反昭雪。
蕭老走了，他的人生如同一本厚重的書，貫穿其中的高尚道德情操、革命風範，是我們年輕一代應該努力讀懂和對照自省的。
我沒有資格也沒有能力對蕭老的一生進行全麵的評述，謹以一個晚輩的切身感受寫此短文，對蕭老表示內心的崇敬和深切的懷念！
楊喆
200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