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如何選擇中西醫 1
現代醫學在全球範圍內占據著醫療的主導地位，但是在人們日常生活中，涉及疾病診療時通常仍有兩種以上的選擇，而不僅僅是現代醫學（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西醫）。在中國是西醫與中醫，在其他國家也有各自的傳統醫學或其他替代醫學可供選擇，例如在美國的正脊療法，歐洲的順勢療法，還有催眠療法等。
多種選擇無疑為患者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有時也帶來更多便利和更多的治療機會。但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卻極少得到重視，對國內患者而言便是不了解西醫和中醫的區別，或者了解極少，雖然有一點模糊的認識，但往往似是而非。這種知識的缺乏，不僅僅存在於普通患者當中，即使在執業醫師當中，也是很普遍的現象。由於對兩種醫學的認識不足，必然導致在選擇西醫還是中醫的時候，發生意想不到的誤差。而且在治療過程中，如何適當地安排中西醫療程，如何配合醫囑，如何準確理解醫生的意圖，如何將中西醫結合應用，都需要對兩種不同醫學的診療模式有一定了解。
本章內容主要是對中西醫的診療模式進行簡單介紹與區別，同時簡單介紹中醫的一些重要觀念和診療技術，增進患者對中醫模式的理解，希望在具體疾病的診療過程中對患者朋友有所幫助。
第一節 中西醫診療模式的不同
一、西醫學與中醫學的區別
人們平時所稱西醫，嚴格講應該稱之為“現代醫學”或“科學醫學”。這種醫學也曾被稱為“生物醫學”，但隨著20世紀末的醫學模式的變化，現代醫學已經超出了生物醫學範疇，因此這個稱呼就不確切了。隨著現代醫學模式的不斷轉化，一些在科學原則看來不夠嚴格的東西正在日漸受到重視，並且在醫學研究、臨床實踐中被接受和越來越普遍地得到應用，例如心理學的很多理論與治療術等。這樣看來，也許在不遠的將來，現代醫學也不能嚴格地稱為“科學醫學”了。因此，我們在這裏首先要界定本書當中關於“西醫”這一名詞的所指。本書中我們所使用的“西醫”這一名詞，意思是“現代醫學”。之所以要首先界定這個名稱，是因為我們在後麵的論述中需要涉及一些西方傳統醫學的內容。在這裏需要特別指出，我們遵循約定俗成的叫法，將現代醫學稱之為西醫，但其含義不是“西方傳統醫學”或“西方的醫學”。
通常人們認為西醫是由古希臘醫學沿革而來，這一觀點有其合理的曆史淵源，但又不夠確切。雖然現代醫學與“古希臘醫學-羅馬醫學-阿拉伯醫學”這一傳統有密切地聯係，但從其理論體係的構建原則和診療模式來講，現代醫學卻與傳統醫學截然不同。現代醫學的根本原則是科學原則；現代醫學的發端，其標誌是16世紀中期現代解剖學的建立。早期另一個重要的裏程碑是17世紀建立的現代血液循環理論，這是現代生理學的奠基。
1543年，維薩裏（Andreas．Vesalius，1514—1564）發表了劃時代的解剖學著作《人體的構造》（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維薩裏的人體解剖學不同於以往的人體解剖學，他以更加科學的實證方法開創了人體解剖學的全新局麵。關於人體結構的認識，從此開始完全基於客觀的人體解剖實踐，而非基於部分的人體解剖加之臆測和借用動物解剖了。而在此前的古希臘醫學傳統中，關於人體的構造充滿了非客觀的觀點，其中一些是出於臆測，還有一些是將猿、狗等動物解剖挪用到人體上。這些觀點雖然具有大量錯誤，但一直作為醫學傳統的權威觀念被醫生使用和傳承，並且得到教會與政府等權力機構的支持與維護，排斥不同論調。
關於現代血液循環理論的建立，其奠基人是哈維（William．Harvey，1578—1657）。其標誌是1628年哈維發表的名作《論動物心髒與血液運動的解剖學研究》（Exercitatio anatomica de motucordis et sanguinis in anima libus）［也譯作《心血運動論》（De Mote
Cordis）］。在這本僅有67頁的著作裏，把前人關於心髒和血液的錯誤理論暴露無遺，粉碎了以前根深蒂固的舊觀念。哈維在書中提出了“心髒泵理論”，根據實驗結果論述了血液循環，論證了血液在人體內是循環利用的。而此前占據統治地位的蓋侖學說認為，人體具有三種靈魂：自然靈、生命靈、動物靈，分別位於肝髒、心髒、大腦。人進食之後，食物經過消化變成乳糜，經門靜脈輸入肝髒，形成血液並加入在那裏產生的自然靈，再由靜脈將充滿自然靈和營養物質的血液送到身體各部；其中一部分血液從肝髒流向右心，在心髒加熱並加入心髒產生的生命靈，這部分血液進入動脈血中，並由動脈送至全身；一部分動脈血送向腦，在這裏加入腦產生的動物靈，再由神經傳送到全身。他認為神經與血管同樣是中空的。蓋侖的這種觀點能夠與基督教的三位一體的神學觀點相符，也是它能夠作為權威理論曆經1500年而不動搖的重要原因。
哈維在伽利略的影響下，用物理學實驗的方法來研究血液。基於科學實驗的結論，推翻了傳統醫學中荒謬不實的論斷。自哈維以後，對人體的生理研究步入科學軌道，逐漸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在此基礎上，18世紀病理學才得以建立，以後才有近代臨床醫學的開始。
總的來講，醫學科學化是伴隨物理學等自然科學的發展而起的。發展到今天，不過400餘年，而它的比較完整的體係建立與大發展還隻是最近100年的事情。物理學、化學的發展，促使醫生們以物理、化學的觀點來解釋人體的功能，並由此產生出一些新的醫學流派，如醫物理學派、醫化學學派等。解剖學和生理學的進步使醫學逐漸走上了科學的軌道。這兩個學科的建立，無疑是科學醫學最重要的奠基。
正是基於科學原則和科學的研究技術，現代醫學逐漸形成“打擊病原體”“尋找病灶”“實驗室醫學”“藥物有效成分分析”等特征。其中的“打擊病原體”和“尋找病灶”作為現代醫學的基本模式，至今沒有本質變化。這一特征也正是現代醫學與傳統醫學的最核心的區別。此前的古希臘醫學傳統認為：“人的身體內有血液、黏液、黃膽汁、黑膽汁，這些體液構成了人的體質，通過這些體液便有痛苦的感覺或享有健康。這些體液的比例、能量和體積配合得當，並且是充分地混合在一起時，人就有完全的健康。當某一體液過多或缺乏時，或某一體液單獨處於身體一處，血液與其他體液不相配合時，人便感到疼痛。當一種體液離開其他體液而孤立時，不僅僅是它原來的地方要生病，它所停留的地方也要生病。”相應的治療技術便是通過喝“熱性藥”“寒性藥”，或者“熱水浴”“冷水浴”等調整身體內四種體液的平衡。所有這些理論，則主要來自於人類生活的普遍經驗和“天才的想象”，並沒有客觀的物質基礎作為依據，更不用說嚴格的科學性了。科學性（或稱為實證性），正是現代醫學與傳統醫學的本質區別。
二、西醫的診療模式
（一）尋找病灶的模式
隨著現代解剖學和生理學的建立與發展，18世紀醫學的另一個重要分支建立起來，就是病理解剖學。在解剖大量屍體的基礎上，將解剖結果與正常器官的解剖結果相比較，解剖學家和外科醫生開始係統地認識到器官異常。病理解剖就此建立起來。代表人物是莫幹尼（Giovanni
Battista．Morgagni， 1682—1771），代表著作是《論疾病的位置和原因》。
由於病理解剖學的發展，西方醫學確立了“尋找病灶”的醫學模式，得以擺脫“調整四體液平衡”的整體論模式。直到今天，西方醫學的基本原理也還是尋找病灶。在此之前，醫生麵對病人的時候，通常是整體地判斷病人的四種體液出現了怎樣的失衡，然後利用一些手段籠統地調整平衡。例如病人腹痛、寒戰，醫生診斷病人體內有過多的冷、幹性質的黑膽汁，於是給病人開出一些濕、熱性質的藥物，以此平衡黑膽汁。雖然腹痛、寒戰的症狀可能緣自人體很多器官的損害，如胃、十二指腸、盲腸、脾、胰腺等；而且疾病性質也有不同，如細菌感染、平滑肌痙攣等。但在古代醫學模式下，醫生還沒有尋找準確病灶的觀念和能力。確立“尋找病灶”的觀念，這個變化是非常深刻的。
尋找病灶的醫學模式，粗略地講可以將其比喻為人類社會的“戶籍製度”，而醫生在這裏扮演的角色便是“警察”。西醫在現代解剖學的基礎上，伴以現代生理學、病理學等學科發展，將人體的組織結構進行了詳細的客觀的確認和記錄。小到血液中的每一種細胞，都有它自己的身份記錄。如果我們將人體比作一個人類城市，那麼組成身體的各種成分就像組成城市的人民一樣，西醫給每個人都建立了明確的戶籍記錄。張三、李四、王二麻子（紅細胞、白細胞、轉氨酶）等。警察局（也就是醫學界）詳細客觀地記錄著每個人叫什麼名字、住在什麼地方、負責什麼工作、長什麼樣子等。一旦人體出現問題，警察（醫生）便拿著戶口簿挨家挨戶檢查戶口，看看究竟誰家出了問題。並且，在正常戶籍檔案以外，警察局還有另一套檔案，就是常見的壞蛋分子的黑名單，或者叫做通緝令。警察（醫生）一手拿著戶籍檔案，一手拿著通緝令，挨戶排察。一旦發現壞蛋分子出現，當場拿下；如果沒有壞蛋分子，隻是居民自己出了問題，比如張三不在自己家裏呆著，反而住到了李四家裏，搞得李四家裏雞犬不寧，那麼就想辦法把張三搞回去。這是一套點對點的，針對性極強的模式。
今天的患者去看西醫，醫生會開出大量的檢查單、化驗單。其中大部分化驗與檢查的目的，就是為了明確病灶。醫生要根據這些化驗與檢查結果判斷究竟是體內哪一個器官組織出現了問題，究竟是胃、十二指腸、膽囊，還是別的什麼。所以，當醫生開出化驗單的時候，不論是胃鏡、心電圖、X線，還是尿常規、便常規等，我們首先意識到，他正試圖通過這些檢查與化驗，發現可疑的器官組織，同時排除正常的器官組織。普通患者容易出現對醫學的盲目崇拜，將各種化驗與檢查看得神秘高深，其實這是不必要的。再尖端，再昂貴的儀器檢查，其目的與作用仍不出最基本最樸素的幾條，就是尋找病灶、辨別病原體。知道疾病發生在哪個器官（比如腸道），知道是什麼病原體在搗亂（比如痢疾杆菌），這兩條是西醫診斷的最核心最主要的內容，一切治療必須以此為基礎。其他如增強免疫力等處方，通常都是附加的。
（二）打擊病原體的模式
前麵我們已經講到，西醫好比是警察，尋找病灶就像是追查罪犯的身份，以及追查罪犯的窩藏地點。診斷就是這個追查的過程。在此基礎上，已經查清了罪犯身份（比如痢疾杆菌），並且知道了他窩藏在什麼地方（比如腸道），接下來就是對罪犯實施打擊。仍以痢疾杆菌為例，打擊的位置就在腸道，所使用的武器就是抗痢疾杆菌的抗生素。打擊病原，是西醫治療的核心，也是最基本的模式。
雖然有些疾病看起來沒有病原體需要打擊，比如缺碘引起的甲狀腺腫。但其思路與打擊病原體是一致的。缺碘，於是補充碘質。這種點對點的對應在傳統醫學（尤其是傳統內科）當中幾乎不存在。傳統醫學基本上都是籠統地對人體進行調整，往往判斷患者的病情就是整體偏寒還是偏熱了等。即使進一步細分，也是籠統的人體組織，而在治療方麵，更不可能準確到特定物質的缺乏或過量。但是現代醫學在通常情況下，則必須準確到單一物質列表，才能夠有效實施治療。缺碘就是缺碘，缺鋅就是缺鋅，如果檢查結果含混籠統，往往意味著醫生將束手無策。
另一方麵，在準確清晰的檢查結果的基礎上，醫生能否對病原體實施有效打擊，還取決於醫生是否掌握相對應的藥物。比如葡萄球菌引起的肺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發明出醫用青黴素之前，醫生隻能望洋興歎。抗生素的發明，對於西醫治療學是劃時代的進步。有人曾用玩笑的方式描述道：“所謂醫生，就是在絕大部分時間裏把抗生素賣給你的那個人。如果沒有抗生素，大概他所能做的就隻有告訴你，你將怎樣完蛋罷了。”時至今日，抗生素種類已經數不勝數，分類也是越來越細，針對性越來越強。比如支原體感染的肺炎，使用青黴素就無法獲得療效了，這種情況下就要改用大環內酯類抗生素，如阿奇黴素。這就是點對點的打擊模式，不同的抗生素打擊不同的細菌，不同的免疫製劑打擊不同的病毒，不同的微量元素對應不同的功能失調。
如果病原體已經查清，但對應的抗病藥劑還沒有研發出來，醫生則往往無可奈何。比如每年幾度的流行感冒，還有非典、艾滋病等病毒感染的疾病，因為西醫目前沒有足夠的有效抗病毒藥物，所以麵對這些疾病，醫生通常隻能開處抗生素以預防合並細菌感染，有能力的再加一些抑製症狀的藥物（如感冒期間抑製流鼻涕的藥物），同時做些生活起居方麵的建議。對於核心的致病病原體，雖有所知卻也無可奈何。
所以，當西醫治療進程不如通常順利的時候，我們應當意識到，有三方麵可能出現了錯誤，其一是誤診病灶，比如不是腸道問題卻被診斷為腸道疾病；其二是誤診病原體，比如支原體肺炎誤診為細菌肺炎；其三是醫生沒有有效的抗病藥物，比如某些病毒感染。這種時候，患者可以詢問主管醫生，是否存在這三方麵問題；另外，在這種時候可以考慮嚐試其他醫療方式與西醫結合使用。
三、中醫的診療模式
（一）模擬和比喻
中醫對於人的認識和解說雖然與解剖相關，但不是嚴格基於解剖的認識與闡發。這是中醫和西醫之間極其關鍵的區別。中醫的人體觀毋寧說是一種糅合“人體功能”與“解剖機體”的宏觀模擬。正是因此，中醫特有的概念在診療中發揮著極端重要的作用，但卻始終無法與現代醫學接軌，因為這些概念是一些模擬或比喻，不是科學所認可的能夠在實驗室分離出來的客觀物質。例如“陰陽”“氣”“經絡”“火”等。將一具人體放在實驗室裏進行解剖，能夠解剖出“火”嗎？
中醫理論中類似“火”的概念還有很多，比如“水”“氣”等。我們仍以火為例。中醫有命門之火、心火、肝火等很多說法，究其根本，是對於腎、心、肝等人體係統的功能比喻。所謂肝火，意味著“肝髒”（中醫的肝髒係統）發生了某些變化，而這種變化體現在臨床症狀上，具有類似火的特征，比如燥熱、口渴、上騰（傾向於影響人體上部的器官，如頭、口、舌）等。中醫的這些概念自成體係，如陰陽五行、髒腑、經絡等。著名醫家任應秋曾在論述中醫陰陽學說時稱其為“天才的想象”。這些概念及其理論應當說是解釋意義的，而非實證意義的。中醫臨床在幾千年中累計下來錯綜複雜而數量龐大的臨床經驗，所謂解釋意義的，也就是通過這種模擬與比喻，將龐雜的臨床經驗整理歸納，成為一套關聯有序的理論體係。因此，衡量這種理論體係是否合理的標準，是檢驗此後的臨床治療中，這套理論體係能否恰當地指導具體疾病的治療，收到與以往相當的臨床療效。如果生搬硬套地用實驗室科學的方法原則來考較這種解釋意義的理論體係，然後判定中醫是偽科學，應當說這是個誤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