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群眾現階段的需求也有了很大提高。在吃、穿、用等物質生活方麵，由簡單追求解決溫飽向追求更高生活享受方向發展。其生活需要的範圍也在不斷擴大，表現為不但追求物質生活的改善，而且追求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水平的提高。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是包括人民經濟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在內的全麵利益。相應的，發展是經濟、政治、文化的全麵發展，經濟的發展是這種全麵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隻有發展了，帶領人民實現富裕願望，才叫順民心、合民意，才能得到廣大群眾的擁護和支持，人民對黨才會滿意，才會讚同黨，才會與黨保持密切關係。另一方麵，解決當前中國前進道路上的困難要求我們必須加快發展。比如，解決當前影響黨群關係的就業問題、醫療問題、教育問題、養老和社會保障問題、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收入差距擴大問題，根本的出路都要靠發展。
從當代世界形勢變化的情況和形勢看。當代世界各國的競爭，說到底是經濟的競爭，綜合國力的競爭。發展搞不好，綜合國力得不到提高，也就難以維護和鞏固國家主權，難以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難以應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挑戰，難以在複雜的國際較量中維護和代表好群眾的根本利益，改善黨群關係就必然缺少可信力。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給我們以很大的壓力。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主義社會是脫胎於資本主義社會並優越於資本主義社會的。但從實踐看，中國的社會主義是跨越“卡夫丁峽穀”誕生的，還是一個貧窮國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世界上還處在較低水平；而當代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雖然還存在著諸多深刻矛盾，但在新科技發展的推動下，生產力仍有很大的發展。這就給社會主義國家一個很大的壓力。因此，努力發展以提高社會生產力和促進各項事業，才能充分顯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才能使群眾從與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周邊國家的對比中看到黨的偉大和社會主義製度的優勢，才能使群眾堅定黨的領導和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和決心。
（三）協調和整合利益同樣是實現群眾利益的重要途徑
政黨的一個基本功能就是對社會的利益整合。所謂利益整合，“就是通過各種方式，在保證各群體利益的基礎上，使各個部分組合起來，構成一個利益共同體。”也就是要協調社會關係和矛盾，代表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實現社會的平等公正。實踐表明，執政黨的整合功能越是發揮得好，其地位就越是得到加強和鞏固；反之，則會下降，會遭到削弱。現在我國各群體之間的利益整體上是和諧的、協調的，但也有不和諧和差距過大的趨勢，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一是在改革計劃經濟體製平均主義的過程中，允許一部分人和地區先富起來，許多地方過分強調了效率，忽視了社會公平。二是體製轉軌，沒有形成統一的市場經濟規則，市場調節滯後，導致各種灰色收入甚至非法收入泛濫。三是稅收製度不合理，稅收監管缺乏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法律和技術保障，造成高收入者稅負輕而低收入者稅負重，還導致一部分人偷稅漏稅。四是社會二次分配和再分配製度不完善，缺乏必要的收入調節。五是行業壟斷導致一些行業收入嚴重偏高。六是國企改革造成大量工人下崗失業。七是社會保障體係不健全，下崗失業、殘疾人等弱勢群體得不到相應的社會救濟和保障。八是先發展東部沿海地區、再發展中西部的戰略布局。九是近年來高校畢業生大量待業失業。十是官員的腐敗現象嚴重。作為執政黨，中國共產黨對於這些政策的製定、實行及由此產生的後果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必須進行政策調整，兼顧大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是代表少數人的利益，才能贏得廣大群眾包括工人、農民的支持。
執政條件下，加強黨的利益整合功能，促進社會和諧發展，成為改善黨群關係的關鍵環節和重要途徑。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進程中，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各種具體的利益關係和內部矛盾可以在這個基礎上進行調節。在執政條件下，執政黨必須打破以利益為誘挑動群眾相互鬥爭的思維方式，必須打破以維護特定群眾利益為名損害其他階層利益為代價的做法，而要立足於人民內部不同群體的利益關係是相容的，在整體利益一致的基礎上是可以協調的，在製定方針政策時妥善處理各種利益，認真考慮和兼顧不同階層，不同方麵利益的協調發展，正如黨的十八大指出的，製定和貫徹黨的方針政策，基本著眼點是要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確反映和兼顧不同方麵群眾的利益，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的方向穩步前進，努力形成全體人民各盡所能、各謀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局麵。
當然，人民群眾之間的利益矛盾總是存在的。黨作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黨及黨領導下的政府對社會資源分配具有權威性的分配權，使得各方麵之間的矛盾必然會反映到黨群關係上來。改革開放前，社會各方麵之間的利益衝突顯得不那麼尖銳，對社會的危害也不大。改革開放以來，過去存在的由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組成的“兩個階級、一個階層”社會結構被打破。有學者在研究中國社會結構時把中國當今社會劃分為這樣十大社會階層：國家與社會管理階層、經理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辦事人員階層、個體工商戶階層、商業服務人員階層、產業工人階層、農業勞動者階層、城市無業失業和半失業人員階層等。階級階層的分化，必然帶來不同階級階層的不同利益要求。原有利益分配格局被打破，各利益主體在利益分享上出現不平衡，利益分配變化導致利益矛盾越來越複雜，各利益主體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值得注意的是，收入差距的迅速擴大和生活的艱難，已使部分群眾把不滿的矛頭直接指向了社會主義公有製和黨的領導，提出了改革開放代表誰、依靠誰、為誰謀利的問題。麵對這些多層次的利益主體之間存在的差異和矛盾，在社會總資源一定的情況下，執政黨的出發點和歸宿，隻能是把這些不同利益主體的利益協調、整合起來，在社會總利益的分配上，向人民群眾傾斜，使他們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這樣才能得到他們的擁護和支持。
調節社會利益關係，以滿足和吸引人民群眾，從而鞏固執政地位，是各國執政黨共同的目標。在這方麵，國外一些政黨有著不同的經驗和教訓。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需要借鑒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切文明成果，密切執政條件下的黨群關係，同樣需要借鑒其他政黨包括資本主義政黨處理與群眾關係的經驗。在二戰後，西方資產階級執政黨麵對日益尖銳的階級矛盾，采取了對資本所得實行高額累進稅製、完善社會成員生活保障製度和福利製度等對策，對社會再分配進行調節，這種在其根本經濟政治製度範圍內“抽富補瘦”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社會矛盾，延長了資產階級的統治壽命。在第三世界，突尼斯憲政民主聯盟從20世紀80年代開展經濟調整和改革，在改革中堅持公平分配經濟發展成果，扶貧助困，降低失業率，執政地位進一步增強。在政治上，突尼斯憲政民主聯盟建立了本黨領導下的青年組織和學生組織，引導青年積極參加社會政治生活，並加強婦女權益保障，鼓勵婦女參與政治生活，通過群眾組織疏通不同群體的利益表達渠道，黨的群眾支持率有很大提高。反麵的典型例子是，在墨西哥長期執政的革命製度黨也是從80年代開始經濟體製改革的，但在改革過程中忽視社會公平，使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社會矛盾加劇，喪失了群眾的支持，導致該黨支持率持續下降，2001年在選舉中敗北。而蘇共在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中，自行其是，群眾缺乏利益表達的途徑，黨又未能爭取到社會新生力量，這使該黨逐漸喪失大多數群眾的支持，亡黨、喪失政權的後果也就在所難免了。在這方麵，中國共產黨曾經有過慘痛教訓。尤其是“文革”期間，政治上搞極左的一套，民主匱乏，人人自危，社會上聽不到不同聲音。這種極左的做法又導致了國家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大倒退，使黨喪失了群眾的信任，黨的形象嚴重受損，盡管舉國之內人們敢怒不敢言，但是黨群關係實際上從根本上惡化了。正如陳雲所說：一個革命政黨，最怕的就是鴉雀無聲，最怕的就是聽不到社會上的不同聲音。
在新的曆史起點上，隨著改革進入深水區和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增加，人們利益需求的層次更加複雜。中國共產黨結合群眾不斷變化的利益要求，協調各方麵的利益關係，重點要把握好以下幾個方麵的關係：
第一，既要協調好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關係，也要協調好經濟、政治、文化等不同利益需求之間的關係。後者協調不好，同樣會影響到黨與群眾政治上、思想上的凝聚和團結。黨執政以來，不同階級階層政治思想和文化利益要求仍然存在著差異，特別是隨著經濟發展，群眾的利益需求不再隻限於物質或經濟方麵，而是越來越注重政治、文化等精神生活方麵。而且，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科技文化的發展，民主發展的進步，群眾的總體科技文化水平和民主法製意識得到很大的提高，其素質狀況有了很大改善。同時，民主政治又存在發展不平衡，黨與群眾之間缺乏必要的溝通，群眾對黨的了解和理解少了，黨對群眾做細致思想工作也不夠，存在群眾的政治、文化利益實現程度不夠的問題。有人提出，為什麼現在經濟發展了，黨與群眾關係反而不如新中國成立初條件艱苦的時期了。原因就在於，群眾利益的實現是全麵的，不僅僅局限在經濟利益，政治、文化利益同樣占據重要地位。社會利益表達渠道不暢、溝通失靈會導致民意堵塞，並會積累、發展，引起社會衝突，從而影響社會安全。執政以前，群眾處於經濟、政治都沒有權利的地位，爭取自己的利益隻能通過體製外“非法”方式進行；執政以後，情況不同了，黨領導人民當家作主，群眾應當改變過去通過體製外鬥爭、用暴烈行為表達利益的方式，而且要在體製內通過合法的手段和形式去反映自己的不同利益要求。文化建設也是這樣，代表好群眾的根本利益，必須促進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否則，所追求的現代化是無意義的，是不為群眾所認可、所歡迎的。更何況不加強精神文明建設，物質文明將失去智力支持和方向保證，物質文明的建設必然會被破壞，走彎路。因此，執政黨需要在執政條件下調節好社會利益關係，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立健全不同群體利益表達的合法渠道，實現不同社會群體政治參與和黨群溝通的製度化、有序化。同時，積極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