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運動以北非國家突尼斯的本·阿裏政權被民眾抗議推翻為肇始，形成一場規模空前的民眾反政府浪潮，如潮水般席卷整個阿拉伯世界，穩坐江山數十年之久的政治強人和獨裁者如多米諾骨牌般接二連三地倒下。革命運動浪潮隨後波及埃及、利比亞、也門、敘利亞等國，阿爾及利亞、約旦、沙特、阿曼、巴林、摩洛哥、科威特、黎巴嫩、卡塔爾等其他阿拉伯國家乃至部分非阿拉伯國家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發生了一些抗議示威活動，但大都因政府的讓步或示威規模不大而逐漸平息。
截至2012年12月，此阿拉伯革命已經推翻了4個國家政權。2011年1月14日晚，突尼斯前總統本·阿裏流亡沙特；18天後的埃及示威浪潮導致穆巴拉克在2011年2月11日宣布正式下台，權力移交軍方；利比亞領袖卡紮菲的統治在2011年8月23日被推翻，2011年10月20日，卡紮菲被俘身亡；2012年2月27日，也門政治協議正式生效，總統薩利赫退位。
卡紮菲是“阿拉伯之春”中丟掉性命的第一個國家領導人。顯然，這場變革仍然方興未艾，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的安全部隊向抗議者開火，但這並未讓抗議人群停止呼喊“輪到你了巴沙爾”；也門人對總統薩利赫說的也差不多，他們喊道：“卡紮菲死了，你就是下一個哦，劊子手。”
在這次運動中，現代移動通信技術和互聯網社交媒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小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自焚後的第29天，在國內騷亂愈演愈烈的情況下，總統本·阿裏不得不放棄突尼斯這個自己獨裁統治了23年的國家，在2011年1月14日深夜飛往沙特。
突尼斯是“阿拉伯之春”運動的起點。由於茉莉花是突尼斯的國花，因此發生在突尼斯的這次政權更迭也被稱為“茉莉花革命”。相同或相似的文化背景、語言環境及社會狀況使得突尼斯的動亂迅速蔓延其他阿拉伯國家，茉莉花革命的成功激發了阿爾及利亞、埃及、利比亞、敘利亞等國的抗議運動，並逐漸呈星火燎原之勢，席卷阿拉伯世界。
“阿拉伯之春”也影響到了中東世界以外，東亞、西歐、北美無不涉及其中，尤以希臘的反政府示威遊行、2011年8月發生在英國的騷亂和在美國持續數月並一度影響全球七十多個國家的“占領華爾街”運動最為典型，這些活動的方式包含溫和的網絡號召、小型公開聚會、大型遊行、其他創意活動等，以敦促政府主動實行緩助措施或改革。這些運動的性質並不完全等同於阿拉伯世界的革命，二者政治訴求更是迥然不同，但因幾乎同步的時間段、相似的網絡號召和活動方式而被部分人認作“阿拉伯之春”運動在阿拉伯世界以外某種意義上的延續。
這場規模空前的暴力運動在短短的時間內便橫掃中東，所有阿拉伯國家幾乎無一幸免，但是，位於海灣和西非的君主製阿拉伯國家，如巴林、卡塔爾、沙特、摩洛哥等國，則在短暫的混亂後平穩過關。於是，評論家將阿拉伯君主製國家稱為“阿拉伯世界的穩定之錨”。君主製阿拉伯國家能夠在這場政治風暴中獨善其身，的確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
盡管此次動亂並未在阿拉伯君主製國家引發傷筋動骨的叛亂和領導人的更替，但是洶湧的革命浪潮仍舊令阿拉伯王室坐立不安。同為產油國，利比亞的結局已經給海灣王室敲響了警鍾，顯然，“石油美元”並不能確保家族統治的千秋萬代。阿拉伯共和製國家所麵臨的問題在君主國同樣存在，約旦、摩洛哥，巴林、阿曼乃至沙特，都麵臨不同程度的民生問題。這些國家一半以上的人口是年齡低於30歲的年輕群體，都將為就業和社會穩定帶來巨大挑戰。
二、緣由探究和初步觀察
人們普遍認為，導致這些動蕩的原因非常複雜，其中主要包括：國家的專製統治、政治體製僵化、人權的侵犯、政府貪汙腐敗、國民經濟衰退、失業率居高不下、人民生活貧困；領導人長期執政，不思改革，政治經濟分配不透明，等等。全球金融危機加劇了阿拉伯世界的經濟困難，推動了革命運動的爆發。另外，人口結構中大量受過一定教育、熟諳網絡且對現狀不滿的年輕人成為這次運動中的主要角色。值得關注的是，從突尼斯到利比亞，從西方軍事打擊到卡紮菲的慘死，均沒有引發阿拉伯伊斯蘭世界大規模的反西方浪潮，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阿拉伯之春”更多訴諸自身的自由、尊嚴、公正，更為關心自身的前途命運，這是這場變革最值得關注和鼓舞人心的所在。
曆史證明，沒有民主的政治製度，就不可能有公平公正的財富分配。放眼整個阿拉伯世界，自1980年到2004年間，阿拉伯世界實際人均GDP增長6.4%，平均每年不足0.5%。2004年，這一地區國家的實際工資和生產率水平與1970年相同。在3億總人口中，貧困人口卻接近9000萬，至少7300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1000萬人失業，失業率甚至在沙特這樣富甲天下的王國也高達30%。如埃及近一半人口、約旦約1/4的人口都處於貧困線以下；也門230萬人口中近半數每天的生活費不超過2美元，1/3的人長期挨餓。人民在痛苦中煎熬，王公大臣們卻用萬億石油美元，在海外窮奢極欲，排場腐化。有統計顯示，阿拉伯世界有1/3的GDP被腐敗所吞噬。
而從政治上看，阿拉伯世界也一直是盛產獨裁統治者的地方：布爾吉巴統治突尼斯長達30年最後引爆民怨被本·阿裏奪權；本·阿裏又執政23年並重蹈前任覆轍；穆巴拉克在位30年依舊不肯放權；也門總統薩利赫掌權33年誓言不下台；利比亞領導人卡紮菲上台42年依然為權力而戰；敘利亞總統阿薩德在位30年後兒子接班；伊拉克總統薩達姆幕後台前操控國家35年直至被送上絞架；阿拉法特主持巴解組織近40年。
這一切，在那個以革命和鬥爭為主旋律的舊時代不是什麼大問題。隻是近10年來，互聯網和科技進步已經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打破了舊的權力等級製度，追求更為平等公正的互動成為一種時代潮流。
三、“阿拉伯之春”的長遠影響
在“阿拉伯之春”塵埃未定之際，就推測它的長遠影響，肯定會有疏漏。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阿拉伯世界長達數十年，表麵近於一潭死水的傳統政治格局，終於已經被一朝爆發的社會矛盾所衝垮，但最初的發泄過後，在對於未來方向的設想上，社會卻嚴重撕裂了。“阿拉伯之春”無疑將對國際關係以及阿拉伯國家的執政產生重大而持久的影響力。
阿拉伯世界曆史上曆來是西方的強大對手，阿拉伯世界控製世界經濟的石油基礎，阿拉伯世界屬於西方認定的“非我族類”。與以往不同的是，此次的“阿拉伯之春”並不是建立在對西方的仇恨之上，阿拉伯世界第一次把注意力集中在審視和批判自己的內部問題上，反獨裁、反專製、要還權於民、要工作。而與以往
主要由上層統治者和外力來推動的模式不同，此次的變化是自下而上的，這代表了阿拉伯社會的日趨成熟。鑒於阿拉伯國家的社會特性，它們在現階段的政治改革中，必須汲取伊斯蘭政治中適合於當下社會環境的合理成分，努力生成現代與傳統政治結合的具有中東特色的民主政治。
當然，民主和穩定的確立並不是革命的必然結果。更可能的結果，是權威的崩塌導致的權力真空和混亂。長期的權威主義統治使中東國家沒有真正意義的反對黨，中產階級遠未形成，以血緣、地緣關係為基礎的家族統治、世襲製等傳統的政治統治方式在中東國家還比較普遍，政治生活中缺乏嚴格的分權製衡或有效的監督機製。這都意味著“阿拉伯之春”隻是變革的開始，而遠非結束。一個國家人民的幸福和自由從來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更不可能靠別人的恩賜，而必須來自自身的探索和爭取，而這一過程通常都是艱難曲折的。
今日的阿拉伯世界，無疑正處於曆史變革的黎明與陣痛時期，他們必將經曆一個大動蕩、大分化、大重組的新時代。這一地區曆史上社會進程反反複複的舊事太多了，人們不應盲目樂觀。但假如這場變革導致出現一種全新的帶有伊斯蘭特色的民主體製，國際關係將由此進入一個新的時代。在這一新時代，西方將麵對一個真正自信開放的阿拉伯世界，屆時幾代先賢所孜孜以求的阿拉伯團結和複興，才是可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