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反冤假錯案和各項社會關係的調整
王海光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平反冤假錯案作為清除“文化大革命”災難性後果的當務之急，實現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的一項重大舉措，提上了中國曆史轉折的日程。對“文化大革命”以及曆次政治運動中製造的冤假錯案進行平反，是堅持實事求是路線方針的一次重大的政治實踐，是對長期以來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左”傾錯誤的徹底否定和糾正，必然要突破“左”的思想桎梏和政治禁區。平反冤假錯案是實現撥亂反正的關鍵環節，與思想解放運動實虛相應，互為助力。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在衝破“兩個凡是”的重重阻力中開始起步，吹響了撥亂反正的號角；在“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中，得到初步進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曆史性轉折之後，全國上下形成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的高潮。到1982年底，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基本完成。“文化大革命”及過去曆次政治運動的冤假錯案，長期遺留下來的曆史陳案，都按照“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進行了全麵的清理。同時黨和國家還對各項社會關係進行了調整，摘掉了“地、富、反、壞、右”的帽子，落實了民族、宗教、僑務等各項政策，使過去階級鬥爭擴大化造成的長期緊張的社會關係得到全麵緩解。中共十二大以後，平反冤假錯案工作重點進入收尾階段，重點是妥善處理“文化大革命”前的曆史遺留問題和落實有關政策。至1987年中共十三大之前，曆時十年的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圓滿結束。全國範圍平反冤假錯案工作的完成，使全社會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安定團結的局麵，從而為改革開放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
一、平反冤假錯案是撥亂反正的迫切任務
長期以來，我們黨習慣性地沿用了大規模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方式進行國家建設，政治運動連年不斷。從20世紀50年代中後期起，以階級鬥爭擴大化為特征的“左”傾思潮逐步支配了國家正常的政治生活，階級鬥爭的主戰場從社會引入了黨內，政治運動愈演愈烈。這不僅使長期緊張的社會生活失去了調整改善的條件，而且還在更廣泛的範圍製造了更多的冤假錯案，並形成了“左”傾錯誤的疊加效應，以至於發展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文化大革命” 把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左”傾錯誤發展到了極致。在地、富、反、壞、右這些傳統“階級敵人”之外，又添加了“叛徒、特務、走資派”，“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等階級鬥爭的新對象，形成了迫害幹部群眾的狂潮。在“文化大革命”“橫掃一切”“打倒一切”的“左”傾思潮中，黨紀國法被肆意踐踏，本不健全的民主法製被徹底毀棄，黨的正確路線被斥之為“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從中央到基層，層層揪“走資派”，各級幹部普遍受到衝擊，大批黨政幹部被打成“叛徒、特務、走資派”。廣大知識分子被當成必須接受思想改造的“臭老九”。愛國民主人士被打成“牛鬼蛇神”。歸國華僑和有海外關係的被當作“特嫌”和“間諜”分子。甚至為國家建設作出了突出貢獻的勞動模範，也被說成是“假勞模”“假典型”，有的還被扣上“工賊”的帽子。至於那些敢於質疑和反對“文化大革命”極左路線的誌士，更是被作為“惡毒攻擊”的“現行反革命分子”，予以逮捕、判刑甚至殺害。
多年來階級鬥爭擴大化的政治生活造成國家民族的元氣大傷。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國被立案審查的幹部高達230萬人，占“文革”前夕全國1200萬幹部的19.2%。中央國家機關和各部委被審查的幹部有29885人，占幹部總數的16.7%。其中中央副部級和地方副省級以上的高級幹部被立案審查的達75%。雖未正式立案審查的，但被錯誤關押、批鬥和株連的幹部更是不計其數，各級黨政領導幹部幾乎無一幸免。僅被迫害致死的幹部就有6萬多人。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搞的是上掛下聯的路線鬥爭，製造了大量的集團性冤假錯案，全國有近2萬起，涉及幹部達幾十萬人，牽扯群眾的數量更大。僅“內人黨”一案，就有34.6萬多人遭到迫害，16222人被迫害致死。據不完全統計，在“文化大革命”中製造的冤假錯案有200多萬件，直接受到錯誤處理的有幾百萬人。此外，在“文化大革命”前的曆次政治運動中被“左”傾路線錯誤處理的幹部群眾也有100萬人以上。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受到各種形式的傷害和株連的人口高達一億之多。這是一個極其沉重的政治包袱。
早在“文化大革命”後期，毛澤東就已經看到了“文化大革命”傷害人過多，黨內外幹部群眾怨氣很大的嚴重性。他提出“安定團結為好”，“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強調落實幹部政策，還親自解放了一批幹部。但他在總體上堅持“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錯誤政策，至死也沒有看到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舉粉碎了為禍十年之久的江青反革命集團，清除了阻礙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大禍害。人心思定，人心思治。麵對長期“左”禍造成的災難性後果，國家民族亟須撥亂反正，培根固元，從政治上和精神上使廣大幹部群眾獲得解放，才能進入新的曆史發展階段。徹底平反冤假錯案成為國家民族所麵臨的最迫切問題。
在揭批“四人幫”的運動中，黨內外廣大群眾強烈要求清算林彪、江青一夥禍國殃民的罪行，徹底平反冤假錯案，解放大批受迫害的幹部群眾。當時，黨中央主要領導人華國鋒等同誌也想實現安定團結，結束“文化大革命”的動亂。但是他們的思想水平還沒有擺脫“階級鬥爭為綱”的舊框框，對中國麵臨的新任務缺乏認識，不敢觸及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更缺乏徹底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的膽識，想不觸及“左”的根本性錯誤就把人們的注意力轉到經濟建設上來，推行了一條“抓綱治國”的路線。
這條路線在最為緊迫的平反冤假錯案問題上畏首畏尾，顧慮重重。擔心對冤假錯案的平反會“有損我們的旗幟”，會影響毛澤東的形象，會帶來社會的不穩定，給平反冤假錯案設置了重重障礙和禁區。甚至把“四人幫”的極左路線說成是極右，不讓觸及中共十大以前的問題。1976年12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指出：凡純屬反對“四人幫”的人和案件應給予徹底平反。凡不是純屬反對“四人幫”，而有反對毛主席、反對黨中央、反對“文化大革命”或其他反革命罪行的人，絕不允許翻案。這個“純屬”，延續了“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錯誤，使平反冤假錯案這項頭等重要的工作擱淺在一般性的“落實政策”的層次上。
在揭批“四人幫”的運動中，各地相繼清理了一些由“四人幫”及其黨羽直接製造的重大事件，平反了江青一夥一手製造的河南“馬振扶公社中學事件”北京的“永樂中學事件”“王亞卓事件”等冤案。全國各地一些有影響的著名人士也陸續得到平反昭雪。但在階級鬥爭思維慣性和行為慣性的影響下，這一階段所平反的，主要是案情簡單，牽扯麵不廣，不涉及中央領導人審定的一些案件。
由於政治上一係列重要原則不能澄清，對全國有影響的大案、要案的複查和平反工作遲遲提不上日程，一些已經平反的案件也留下了若幹政治尾巴。從中央到地方的大批受迫害的幹部還帶著種種莫須有的罪名，沒有徹底解放。許多人仍被關押或監管勞動。已經解放的眾多老幹部也長期被掛起來，未給安排工作。數千萬人帶著各類政治帽子，背著沉重的政治包袱。黨心不安，民心不服，嚴重影響了曆史新局麵的開辟。
這樣，徹底平反冤假錯案的問題，成為中國能否擺脫“左”的錯誤路線，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陰影，開拓曆史新局麵的首要問題。黨內一些同誌紛紛要求中央立即著手平反冤假錯案。一些受迫害的老幹部紛紛要求徹底查清問題給予平反，一些長期掛起來的老幹部要求結案分配工作。海內外人士也在密切觀察，中國共產黨有沒有勇氣糾正自己的錯誤，有沒有能力糾正自己的錯誤。
黨內外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徹底平反冤假錯案的呼聲，首先集中在要求鄧小平重返黨和國家領導崗位和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問題上。正是在這兩大問題上，“撥亂反正”的路線與“抓綱治國”的路線的鬥爭日趨明朗化了。
1977年1月8日前後，在北京和其他地區，人民群眾自發地舉行了紀念周恩來總理逝世一周年的各種活動，並自然地提出了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和讓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的要求。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漢語教研室的同誌，冒著巨大的政治風險，以童懷周的名字，油印了《天安門革命詩抄》，貼到了天安門廣場，並公開征集天安門詩詞。此舉引起強烈的社會反響，各界人士紛紛表示支持。還有些群眾，則直接用大字報、大標語的形式，呼籲恢複鄧小平的領導職務，為天安門事件平反。民心所向，可見一斑。
但是，中央主要負責人卻竭力設置障礙，壓製人民的正當要求。1977年2月7日，經汪東興決定並由華國鋒批準，以最權威的“兩報一刊”的名義，發表《學好文件抓住綱》的社論，公開提出了“兩個凡是”的方針。根據“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2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堅決打擊政治謠言的通知》。通知說：在揭批“四人幫”的運動中，有少數壞人製造謠言，甚至偽造華主席、中央領導同誌的講話，妄圖挑撥離間，分裂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幹擾運動的方向。並稱“這是國內外階級敵人在新的形勢下向我們黨進攻的一種手段”。通知要求，要穩準狠地打擊政治謠言的製造者，要不聽謠，不傳謠，不信謠，要健全和改進傳達報告製度和情況通報製度。根據這個通知精神，3月28日國務院下發30號文件，要求對攻擊毛主席、周總理、華主席和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破壞揭批“四人幫”鬥爭的現行反革命分子，要堅決逮捕法辦。對少數罪惡極大，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要堅決殺掉。這兩個文件延續了靠強化專政搞穩定的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錯誤，又造成了一些新的冤案。一些呼籲為1976年清明節“四五運動”平反，呼籲鄧小平重新回到黨和國家領導崗位的群眾，受到追查甚至逮捕。有些因堅持反對毛澤東晚期錯誤，反對“文化大革命”而被當作現行反革命分子關押的誌士，遭到重刑處理甚至冤殺。據不完全統計，粉碎“四人幫”後，全國因“惡毒攻擊”而被處極刑的，就有史雲峰、王申酉、李九蓮等50多人。
1977年3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華國鋒在會上講話說：中央對於解決鄧小平的問題和平反天安門事件問題，是堅決地站在維護毛主席的偉大旗幟這個根本立足點上的，“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績三分錯誤，如果不這樣看，就會有損我們的旗幟。並再次申明“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製止”。陳雲等一批老同誌在會前商議，要在會上提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和鄧小平出來工作的問題，並準備了書麵發言。陳雲、王震頂住壓力，分別在小組會上發言。他們的發言雖然沒有登會議簡報，卻受到大多數與會同誌的熱烈讚同。這些老同誌堅持原則的鬥爭，揭開了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的序幕。
“兩個凡是”違背黨心、民心，遭到廣大幹部群眾的強烈反對。1977年4月清明節這一天，成千上萬的群眾自發來到天安門廣場，以沉痛悼念周恩來的形式，為一年前遭受鎮壓的“四五運動”鳴不平，要求鄧小平重返黨和國家領導崗位。黨內許多老同誌紛紛向中央提議，要求鄧小平出來工作。4月7日，華國鋒委派一位中央負責人同鄧小平談話，要求他複出前表態承認天安門事件不是革命事件。鄧小平當即拒絕，義正詞嚴地說：“兩個凡是”不行！我出不出來沒有關係，但是天安門事件是革命行動。4月10日，鄧小平致信黨中央，提出必須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指導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5月3日，中央轉發了鄧小平的這封信。鄧小平針對“兩個凡是”提出的“完整、準確”的觀點，得到廣大幹部群眾的熱烈擁護。
在黨內外廣大幹部群眾的強烈要求下，1977年7月召開的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恢複了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職務。鄧小平的再次複出，實際上否定了毛澤東晚年親自作出的“批鄧”決策，是對“兩個凡是”的一個重大突破，對打開新的曆史局麵產生了重大影響。廣大幹部群眾極為振奮，看到了徹底平反冤假錯案的希望，鼓舞了信心。黨內外撥亂反正的呼聲愈來愈高了。
二、平反冤假錯案的艱難起步
中共十一大以後，隨著黨的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的逐步恢複，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和黨內外廣大幹部群眾的共同推動下，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開始了艱難的起步。
1977年8月召開的中共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結束。雖然大會沒有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政策，反而加以肯定，沒有從指導思想上完成撥亂反正的任務。但是，以鄧小平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進入黨的最高領導層，使全黨恢複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抵製“兩個凡是”錯誤有了堅強的核心。華國鋒在大會政治報告中，雖然對“平反冤假錯案”隻字未提，但也有了“幹部是我們黨的寶貴財富”，“四人幫強加於人的一切汙蔑不實之詞應予推翻”等新說法。鄧小平在閉幕詞中，強調恢複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實事求是的作風，給人們帶來了新的鼓舞。這些都使得廣大受迫害的幹部群眾看到了落實政策的新希望。
為了進一步打破“左”的思想桎梏，鄧小平、葉劍英、陳雲、李先念、聶榮臻、徐向前、羅瑞卿等一批黨內老同誌紛紛發表文章或講話，現身說法，宣傳黨的實事求是等政治傳統和優良作風，帶頭批判“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積極推動全黨撥亂反正的開展。在他們的支持和呼籲下，黨在十一大以後，形成了恢複和發揚黨的實事求是優良傳統的輿論氛圍，為推動平反冤假錯案的開展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首先從當時人們反映最強烈的落實幹部政策開始突破。
中共中央黨校複校後，時任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的胡耀邦就布置中央黨校有關同誌，研究 “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教訓，為撥亂反正進行思想理論準備。他強調“中興大業，人心為上”，把全麵落實幹部政策、平反冤假錯案作為頭等重要的大事，組織中共中央黨校幾位理論工作者寫文章論述這個問題。文章先後經過17次修改。1977年10月7日，在粉碎“四人幫”一周年之際，《人民日報》用一個版麵全文發表了這篇名為《把被“四人幫”顛倒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的文章。
文章開宗明義地指出：落實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政策，特別重要的是要落實黨的幹部政策。但是，至今有些同誌，特別是有的做幹部工作的同誌，由於受“四人幫”的流毒影響，在落實幹部政策這個大是大非的問題麵前，工作很不得力，致使一部分有路線覺悟、有工作能力的幹部還沒有分配工作，許多受審查的幹部還沒有作出正確的結論，一些混進幹部隊伍的壞人還沒有處理。這些都說明，落實黨的幹部政策仍然是一項嚴重的戰鬥任務。文章號召要敢字當頭，“敢於衝破阻力，敢於推翻‘四人幫’一夥在審查幹部中所作的錯誤結論。一切強加給幹部的誣蔑不實之詞一定要推翻，顛倒的幹部路線是非一定要糾正。”
文章切中時弊，立刻引起巨大的反響。受迫害的幹部及家屬子女歡欣鼓舞。文章發表後的短短一個月內，《人民日報》就收到一萬多封表示支持和擁護的信件和電報。文章也遭到一些堅持“左”的思想路線的人的強烈反對。以負責審幹定案的各級組織人事部門的反對意見最多，落實幹部政策的阻力很大。
中央組織部是康生、江青一夥直接插手的 “文革”重災區之一。粉碎“四人幫”後，當時中央組織部負責人郭玉峰繼續堅持錯誤路線，對落實幹部政策“頂牛”，歧視刁難“靠邊站”的老幹部，引起老幹部們強烈的不滿。早在黨的十一大召開前夕，老幹部就在中組部大院中貼出大字報，揭發批評郭玉峰。《人民日報》10月7日的文章發表後，老幹部們熱烈擁護，郭玉峰卻公開反對，指責文章是大毒草，並說這是上麵的意見。這更激起老幹部們的憤怒，一時在中組部大院中貼滿了大字報，列舉郭玉峰在“文革”中的劣行，嚴厲地斥責他阻礙平反冤假錯案，繼續坑害老幹部，強烈要求中央撤換中組部部長。
為衝破落實幹部政策的層層阻力，胡耀邦又立即組織了第二篇文章。11月27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發表這篇署名為“本報評論員”的文章：《毛主席的幹部政策必須認真落實》。文章指出，無產階級的原則是有錯必糾，部分錯了，部分糾正，全部錯了，全部糾正。這兩篇由胡耀邦親自組織並逐字修改的文章，為落實幹部政策做了輿論準備。全國省級以上的報刊紛紛轉載，影響巨大。
在葉劍英、鄧小平、陳雲等同誌的舉薦下，1977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黨中央這一重要工作部門的易人，標誌著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的工作由思想輿論準備進入實際運作階段。
胡耀邦就任中組部部長後，麵對積案如山，步履維艱的嚴重局麵，強調要恢複黨的優良傳統，把中組部辦成“黨員之家”“幹部之家”。他起用了一批“靠邊站”的老幹部，很快揭開了中組部捂了一年多的蓋子，打開了工作局麵。胡耀邦以身作則，每天都認真批閱處理重要的上訪信件，親自接待來訪的幹部。中組部在胡耀邦的帶領下，齊心協力開展落實幹部政策的工作，一掃郭玉峰時期“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的惡名，來訪者絡繹不絕。
但是，由於長期寧“左”勿右的影響，“兩個凡是”的阻礙和“文革”派性等“左”的思想作祟，在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中來自各方麵的阻力很大，特別是負責審幹和定案的組織人事部門的情況更為嚴重，跟不上形勢的發展。屬中央管的幹部的大案要案的材料，仍然在中央專案組的三個辦公室把握著，不許中組部插手複查工作。屬地方黨委管的幹部案件，中組部一時也難以插手。同時一些領導班子和幹部隊伍中也有種種“左”的思想障礙。如：怕平反了會被扣上“給壞人翻案”的帽子，怕會傷害當時的積極分子，怕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曆次政治運動，怕改正自己經手的案子會影響自己的威信，對經毛澤東和中央審定的案子就更不敢動了。僅中央和國家機關還沒有分配工作的司局長以上幹部，就有6000多人。
關鍵時刻，時任黨中央副主席的鄧小平對平反冤假錯案和落實幹部政策的工作給予了有力的支持。1977年12月6日，鄧小平對原五機部副部長吳皓的妻子要求落實政策的來信作了批示：“請中組部對這類事要關心，實事求是地對每件事作出恰如其分的結論，這不隻是對本人，對家屬親友都是關係很大的，拖不是辦法。”同月25日，鄧小平又對原西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王其梅的妻子要求落實政策的來信作了批示：“王其梅從抗日戰爭起做了不少好事。他的曆史問題不應影響其子女家屬。建議組織部拿這件事做個樣子，體現毛主席多次指示過的黨的政策。”鄧小平的這兩個重要批示，既交付了任務，指示了方向，也賦予了權力，為落實幹部政策起了破冰之舉的先導作用，是對剛上任的組織部部長胡耀邦和平反冤假錯案工作及時有力的支持。參加這項工作的同誌受到很大鼓舞，人心振奮。中組部迅速貫徹執行鄧小平的兩個批示，拉開了平反冤假錯案的帷幕。
鄧小平自始至終支持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有關的批示和講話不下數十次，並親自過問有關案件，親自參加有關人員的追悼會。據不完全統計，1979年前後鄧小平先後參加了13次追悼會，為53名含冤去世的同誌獻了花圈。
在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的有力支持下，胡耀邦在一線直接指揮，以非凡的膽量和勇氣，在全國範圍組織實施了這場平反冤假錯案的大戰役。
三、平反冤假錯案的初步開展
在鄧小平、陳雲等老一輩革命家的支持下，胡耀邦充分發揮中組部作為中央主管幹部的職能部門的作用，主動采取一係列積極措施，衝破重重阻力，推動落實政策和平反冤假錯案的開展。
（一）整頓和調整各級領導班子和組織部門，建立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機構，為平反冤假錯案和落實幹部政策提供組織保證。
1978年1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胡耀邦指導下寫的評論員文章《切實整頓組織部門落實黨的幹部政策》，並報道了遼寧鐵嶺地區調整充實組織部門領導班子和工作人員，促進落實幹部政策的消息。文章指出：黨的組織部門是掌管幹部政策的重要部門，一定要掌握在黨性強、公道、正派的同誌手裏，盡快把過去審幹工作中遺留問題嚴肅地處理好。
1月19日，《人民日報》登載中共百色地委實事求是切實清理“文革”中“審幹”積案的新聞，發表《切實清理審幹積案落實黨的幹部政策》的評論員文章，指出：按照實事求是的原則，認真清理積案，處理審幹中的遺留問題，是一場嚴肅的政治鬥爭，必須排除“四人幫”的流毒和影響。“一定要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迅速把文化大革命以來的積案清理清除，……使一切受到‘四人幫’迫害和不公正待遇的同誌真正獲得解放。”
為盡早盡快解放老幹部，胡耀邦在中組部適時組建了“老幹部接談組”，專門負責接待來訪受迫害幹部的申訴；成立了“安排待分配幹部工作組”，負責中央國家機關待分配的6000多名幹部的安置工作。為加強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力度，胡耀邦親自謀劃成立專門機構。經中央批準，中組部先後設立了幹部審查局和右派改正辦公室，專門承辦平反冤假錯案和落實幹部政策的工作。為了落實知識分子政策，中央還在中組部設立了知識分子工作聯係小組辦公室。
胡耀邦在中組部工作後的一年內，調整了上百個省部級領導班子。通過組織整頓，純潔和加強了各級領導班子和組織部門。各級黨委選派了一批黨性強、作風好、辦事公道、敢於堅持實事求是的幹部從事落實政策的工作，使平反冤假錯案有了組織上的保證。
（二）堅持實事求是的方針，衝破“兩個凡是”的束縛，廣泛宣傳落實幹部政策的重要意義，形成解放思想、有錯必糾的輿論聲勢。
1978年1月5日，胡耀邦在中組部有關人員研究落實幹部政策工作時指出：要堅定不移地堅持實事求是，不能動搖。一動搖，一調和，就給歪風邪氣開了方便之門。堅持實事求是，終歸才能站住腳。1月14日，胡耀邦在中組部召開的四省區召開黨代會經驗交流會上講話，強調盡快妥善處理過去審查幹部中的遺留問題，平反冤假錯案。不管是哪裏批的，都要從實際出發，對幹部功過是非作出實事求是的結論。1月28日，在中組部召開的給中央、國家機關待分配幹部安排工作的座談會上，胡耀邦再次指出，幹部是我們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可以工作而沒有分配工作的要盡快分配工作；少數要作出審查結論的應盡快作出，對“文化大革命”中的案件，該複查的複查，該平反的平反。總之，要實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