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冤案始末
王海光
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身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即被指責執行了一條“鎮壓群眾”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政治上被打倒。隨後，劉少奇又被打成“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中國的赫魯曉夫”，對他進行舉國動員的全民大批判。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給劉少奇扣上了“叛徒、內奸、工賊”的三頂帽子，稱他是“黨內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的總頭目，資本主義複辟勢力的總代表”，作出了“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1969年11月，慘遭迫害的劉少奇在河南開封含冤逝世。
劉少奇一案，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也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最大的冤案。劉案的受害人職務之高，牽涉麵之廣，迫害人數之多，後果之嚴重，在中共曆史上是空前絕後的。劉少奇冤案的形成，有著深刻的經驗教訓。總結和研究這個案件的經驗教訓，不僅是對中國共產黨曆史進行撥亂反正的需要，而且對加強執政黨建設也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一、毛劉體製的形成及其矛盾分歧
劉少奇生於1898年，比毛澤東小5歲，是中共最早的黨員之一。兩人都是湖湘文化圈中生長起來的中共領導人。劉的家鄉寧鄉縣炭子衝與毛的家鄉湘潭縣韶山衝隻一山之隔，相距30公裏左右。
在中共黨內，劉少奇長期從事工人運動和白區工作，毛澤東長期從事武裝鬥爭和軍隊工作。他們都主張實事求是地決定工作方針，因此也都受到對共產國際唯命是從的黨中央左傾領導人的排斥和打擊。
延安時期，在毛澤東與張國燾和王明的黨內路線鬥爭中，劉少奇旗幟鮮明地堅決支持毛澤東。在延安整風中，劉少奇協助毛澤東開展了全黨整風運動，大力宣傳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為確立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出力甚巨。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正式肯定了根據地工作正確路線的代表是毛澤東，白區工作正確路線的代表是劉少奇。在1945年4月召開的中共七大上，劉少奇作了《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對毛澤東思想第一次作了全麵完整的概括和係統的論述。劉少奇在七大上當選為書記處五大書記之一，是全黨公認的第二號人物。
1945年8月毛澤東赴重慶談判期間，劉少奇代理中央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47年，中共中央的五大書記分為兩攤。毛澤東、任弼時、周恩來留在陝北，負責指揮全國軍事。劉少奇任中央工委書記，和朱德一起到河北平山縣負責中央的日常工作。在這期間，他主持製定了《土地法大綱》，指導了全國的土地改革工作。
1949年，由於新區城市政策發生偏差，引起資本家的恐慌，造成了城市生產的混亂。中共中央又委托劉少奇到天津，向工商業者解釋中共的新民主主義政策，安頓了人心，恢複了城市的正常生產，為中共工作重心從農村向城市的轉移提供了經驗。
新中國建立後，劉少奇先後擔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在製定國家的大政方針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新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劉少奇作為毛澤東的第一助手，長期主持中央一線的日常工作，是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他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共中央副主席。在1959年第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國防委員會主席。在1965年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次會議上再次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國防委員會主席。
劉少奇與毛澤東在工作上的分歧，在建國前就曾發生過，建國後更有過多次。領導集團在決定重大的政治問題時，由於認識的角度不同，處理方法不同而發生分歧和爭執，本來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一個政黨隻有一種意見，那這個黨也就沒有生命力了。對於一個執政黨來講，黨內經常出現不同的聲音，則更是黨內民主機製健全的重要標誌。
在建國以後的幾次重大曆史關頭，毛劉之間幾乎都出現過程度不一的意見衝突。主要有：關於鞏固新民主主義製度還是立即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關於社會主義建設方針是積極穩妥還是高速度的問題；關於20世紀60年代的調整方針是徹底退夠還是維護“三麵紅旗”的問題；關於“四清”運動對象是整“黨內走資派”還是整“四不清”幹部的問題等。相對應的曆史事件是，1954年的高饒事件，1956年的“反冒進”方針，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1964年底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毛劉爭執等。
高饒事件是中共執政後第一次重大的黨內鬥爭事件，這個事件背後是毛劉分歧。建國初，劉少奇主張搞一段時期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建設。他在1951年2月的全國第一次組織工作會議上提出，“現在為鞏固新民主主義製度而鬥爭，在將來要為轉變到社會主義製度而鬥爭，最後要為實現共產主義而鬥爭。”毛澤東則主張趁熱打鐵向社會主義過渡。他對劉少奇堅持新民主主義路線很有些意見，對周恩來主持的國務院工作也不滿意。1953年下半年，毛澤東先後召開了全國財經工作會議和全國組織工作會議，貫徹過渡時期總路線。高崗利用毛劉分歧向劉少奇發難，散布說劉少奇在七大上被抬得太高了，幾年來證明不成熟，沒有軍事工作和根據地工作的經驗，隻依靠華北經驗指導全麵工作，看不起東北經驗。並說劉少奇有個小圈圈，周恩來有個小圈圈，還把黨分成根據地黨和白區黨兩部分，挑撥說黨和國家領導機關的權力掌握在白區黨手裏等等。剛任中組部部長的饒漱石則打擊副部長安子文，矛頭也是對著劉少奇。這使毛澤東感到黨內有分裂的危險，在1953年12月底的政治局會議上出麵表態支持了劉少奇。在1954年2月召開的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劉少奇高姿態地作了自我批評，會議通過了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會後召開了兩個座談會，端出了高崗、饒漱石的問題。1955年3月，中共中央召開全國代表會議，正式通過了關於高饒反黨聯盟的決議，開除了高、饒的黨籍。
在社會主義改造步驟上，毛澤東是強調計日程功的，而劉少奇則讚成穩健發展，工作中也有衝突。如在農業合作化的問題上，劉少奇的思路是先機械化後合作化，毛澤東的思路是先合作化後機械化。1951年7月3日，劉少奇給山西省委的批示，不讚成馬上把互助組提高到合作社的水平。毛澤東則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見，主張搞農業合作社。1955年，鑒於農業合作化造成了農村社會的相當緊張，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提出要適當收縮。劉少奇讚同鄧子恢的意見，毛澤東則批判鄧子恢是“小腳女人”“右傾機會主義”，在全國掀起了一場激進的合作化運動，把農民強行組織到農業合作社中，造成的消極麵非常嚴重。
在經濟建設速度上，毛澤東也是比較急於求成，劉少奇則比較注意量力而行。1956年在“反對右傾思想，反對保守主義”的口號鼓動下，在經濟建設中出現了一種盲目追求數量和速度的急躁冒進情緒，造成國內經濟形勢全麵緊張。劉少奇和周恩來、陳雲確定了反對急躁冒進的方針，遏製了冒進的勢頭。中共八大確定了“既積極又穩妥可靠”的經濟建設總方針。但毛澤東對“反冒進”是很不滿意的，認為是挫傷了幹部群眾的積極性。
有許多中外學者認為中共八大是毛、劉衝突的開始，根據是八大決議沒有再提毛澤東思想，八大關於社會主要矛盾提法很快也發生了改變。實際上，八大整個準備工作都是在毛澤東領導下進行的。劉少奇做的政治報告等文件都是根據毛的意見修改的。在八屆一中全會上，毛還稱讚報告“是一個很好的提綱”。 至於沒有提毛澤東思想的問題，是因為蘇共二十大上揭開了斯大林問題的蓋子後，各國共產黨對個人崇拜問題都很敏感。所以中共中央集體（包括毛本人）決定，在八大文件中不再用毛澤東思想的提法。“文革”中康生等要批八大報告，毛澤東說：這是我們集體決定的，不能讓劉少奇一人負責。
事實上，一直到20世紀60年代初，毛、劉之間還是團結一致的。劉少奇很注意毛澤東的態度，每當毛澤東提出不同意見時，劉總是檢討自己，主動承擔責任。毛也是一直把劉作為最主要的助手和接班人來看待。1959年，毛澤東提出自己不再擔任國家主席，主動提議由劉來當。1960年，毛澤東親自向中央建議，編輯出版《劉少奇選集》。1961年毛接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威名顯赫的英國元帥蒙哥馬利，宣布說他的接班人是劉少奇。
但在“大躍進”失敗之後，麵對“大躍進”造成的嚴重局麵，毛澤東與劉少奇在對困難原因的認識，對困難程度的估計，以及解決困難的方針等重大問題上，產生了重大的意見分歧。從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毛劉之間多次出現衝突，甚至還發生了麵對麵的爭執。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毛、劉之間的分歧就已十分明顯。劉少奇在會上提出對形勢估計要實事求是，有的是“三七開”，有的甚至是“倒三七”。毛澤東則表示出不讚同的態度，而對林彪鼓吹個人崇拜的發言大加讚賞。
劉少奇主持中央一線工作，對國民經濟進行了傷筋動骨的大幅度調整。在農村政策的調整上，陳雲、鄧子恢等領導人提出了包產到戶的政策，劉少奇也表示讚同。這些情況引起了毛澤東的警覺，他把這些新情況當作是資本主義複辟的趨向，認為調整否定了“三麵紅旗”。他從南方回京後，批評劉少奇沒有頂住，發生了麵對麵的衝突。
在1962年北戴河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給全黨提出了階級、形勢和矛盾的新題目，要求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毛澤東還嚴厲地批判了所謂的“三風”（對形勢估計的黑暗風；一攬子平反的平反風；三自一包的單幹風），把全黨重新引入到階級鬥爭為中心的軌道。劉少奇讚同毛的意見，也說現在兩個階級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解決，還檢討了自己對困難估計重了。但他同時又表示擔憂，擔心現在提階級鬥爭會影響經濟調整工作。毛澤東接受了劉少奇的意見，打招呼說：階級鬥爭的問題，先不往下傳達，不要影響經濟工作。
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全黨全盤接受了毛澤東關於國際反修，國內防修，反資本主義複辟的理論，開展了城鄉“四清”運動。“四清”運動是黨內高層矛盾進一步激化的新階段。在運動中，劉少奇不但非常積極，而且還有發揮，有創造。他讓夫人王光美到河北撫寧縣桃園大隊蹲點搞“四清”，總結出了桃園經驗，得到毛澤東的讚許，作為成功的典型經驗推廣到全國，指導各地的運動。在1964年的下半年，劉少奇對農村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很嚴重。他說：“和平演變已經演變到高級機關的某些人了，四不清幹部對工作隊的辦法是‘喂、頂、拖、混’，在群眾沒有充分發動起來以前，不能強調團結95%以上的幹部。”在具體方法上，劉還提出了“追根子”的思想。他說：“上麵的根子也要追，上麵的根子更危險，一律要追，追到什麼地方算什麼地方”，“是公社的追到公社，是縣委的追到縣委，是地委的追到地委，是省委的追到省委，是中央的追到中央”。1964年8月，中央書記處決定成立四清五反指揮部，由劉少奇掛帥，並主持修改“後十條”。劉少奇提出，拉攏腐蝕幹部“建立反革命的兩麵政權”是“敵人反對我們的主要形式”。從而改變了原來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的政策，運動完全由工作隊領導，紮根串聯，首先解決幹部問題，打擊和傷害了許多基層幹部。毛澤東對此也是有些看法的。
毛察覺問題後，於1965年1月主持製定了《二十三條》，對糾正打擊麵過寬的偏向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在反修防修的方法、反複辟的途徑、階級鬥爭的對象等具體問題上，劉少奇和毛澤東還是有很大差別的。劉少奇認為反修防修的主要方法途徑有三：一是搞“四清”，以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解決路線問題；二是改革教育製度和勞動製度，推行兩種教育製度，解決培養人的問題；三是幹部參加勞動，解決幹群矛盾的問題。在運動的鬥爭對象上，劉少奇把重點放在基層幹部上，解決的主要問題是政治不清，經濟不清，思想不清，作風不清。毛澤東的思路則大不相同。毛澤東片麵地接受了斯大林死後反斯大林的教訓，害怕這種情況在中國出現，對黨內國內形勢的估計上誇大了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在反複辟的方向上，他偏重於黨內，黨內又偏重於中央領導核心。他不能接受劉少奇提出的搞托拉斯之類的改革設想，不能接受用物質利益的動力來刺激人的生產積極性。他對社會主義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但脫離中國現實，缺乏實現條件，使一線領導在實際貫徹中很困難，這也使毛越來越不滿，以至於把一二線之間的工作分歧看作是搞不搞馬列主義的根本原則的分歧。他認定上麵出修正主義的可能性很大。根據他的指示，在四清運動的同時，中共黨內批判了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的“三自一包”，對外聯絡部部長王稼祥的“三和一少”，統戰部部長李維漢的“向資產階級投降”。最後，毛把防修的視線轉到了劉少奇身上。
在反修防修、調整工作的重大原則問題上，以及一些具體工作問題上，毛澤東與劉少奇等一線領導人的思路越來越不一致。毛對劉有看法，有情緒，在1964年底的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前就有所表現。1965年11月底，毛在一次聽工作彙報時說：“還是少奇掛帥，四清、五反、經濟工作統統歸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測之風雲，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現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點，我罵娘沒有用，不靈了。你厲害，你就掛個罵娘的帥！你抓小平、總理。”這是很帶情緒的話。
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的中央政治局召開的全國工作會議，是黨內高層矛盾進一步演變的關節點。會前，總書記鄧小平認為是一般性的工作會議，曾好意地說，主席身體不好，就不必參加了。毛很不高興，執意要參加。在會上，毛講話時，劉多次插話，這種現象過去是不多見的，毛對此很惱火。當毛講到，這次運動（四清）就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強調要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時，劉少奇沒有隨聲附和，而是表示了明確的保留態度。他插話說：“各種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有黨內外矛盾的交叉，很複雜，還是有什麼矛盾解決什麼矛盾為好，一切從實際出發，不要什麼都上升到敵我矛盾。”毛澤東當時就非常生氣，對劉怒目而視。劉當時還沒有察覺，會後有人馬上提醒他說主席生氣了，劉很後悔，連連責備自己。第二天，毛澤東在講話時大發脾氣，說：有兩本書，一個叫黨章，一個叫憲法，我有參加會議和發言的權利。可是一個人不叫我開會（指鄧），一個人不叫我講話（指劉）。接著劉少奇在政治局生活會上作自我批評，檢討自己對毛不夠尊重。但毛認為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態度問題，而是搞不搞修正主義的政治原則問題。他在此後，又幾次不點名地批評劉少奇的“兩類矛盾交叉”的提法。毛澤東開始考慮要把劉少奇拿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