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我有次對她說——把你的小說改出來。你不是將它定名為《漂泊的女兒》嗎？現在對於香蘭，漂泊在北京的命運，差不多是無奈的了。
我希望她能在小說中加強香蘭這一人物與家鄉與家族人物的關係；要表現這一人物在北京和家鄉之間進退維艱的心靈與難有立足之地的處境……
現在我讀這一稿，覺得她還是聽進了我的意見的，並且努力那麼修改了。
盡管如此，我依然覺得，她寫到親人和家鄉時的文字，遠比她寫香蘭和三個男人的關係時更好。大約因為，前者是從心裏流淌出的文字，而後者是為寫那麼一類關係而寫的文字。
但我現在開始認為——香蘭這一名來自僻遠農村的姑娘與一個北京已婚男人的那一種真真假假糾纏不清的關係，未必就沒有表現的意義和價值。
眾所周知，那確乎也是北京的一種當下世相，當然也可以說是北京的一種病症。
至於香蘭這一人物，我依然覺得她是一個“中國病人”。她在北京被感染上了心靈的“SARS”。但這不是因為她體質弱，而因為她是貧困農村的女兒。更主要的是——她沒了退路。倘退回去，她使外婆過上好生活的願望，將更加成為泡影。
那麼對於她，大學白上了。
這樣的香蘭，我認為，不但值得同情，而且對於觀察社會病態，也體現著某種病例特征。
所以我此一篇序，還是要在標題中寫出“中國病人”四個字。
不但香蘭是“中國病人”，那三個男人也是。
患的都是“中國頹迷時代綜合症”。此症極具傳染性，對人精神的危害大於對人身體的危害，最終使人靈魂壞死，變成行屍走肉。
香蘭一再說：我隻不過想有個家……
其實是寄希望於此點——也許一個家能保障她的靈魂不至壞死，或壞死過程慢些。
所以，當我此序的標題中依然寫有“中國病人”四個字時，已不包含有對於小說的否定的意味。
並且，我肯定的也正是——小說呈現了香蘭這樣一名漂在北京的女大學生逐漸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中國病人”的病理過程，以及她的無奈、放任自流和恐懼……
一部小說有這樣一種思想性，對於初寫者，我認為便算有了創作的意義。
我覺得楊燕群經由這一部小說的修改，以後是完全可以駕馭長篇小說之創作了。
而這當然是我替她感到欣慰的……
2010年11月19日於北京